湖南省长沙市人大常委会


《长沙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

《长沙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已由长沙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2008年8月27日修订通过，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08年9月28日批准，现将修订后的《长沙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公布，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

2008年10月27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供水用水管理，维护用户和供水企业的合法权益，保障城市生活、生产用水和其他用水，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根据国务院《城市供水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城市供水和使用城市供水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城市供水包括城市公共供水和自建设施供水。城市用水包括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经营用水和特殊行业用水。

第三条 城市供水用水实行开发水源、安全供水、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依法做好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一切污染水质的活动。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节约用水管理工作。

县（市）人民政府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的城市供水、节约用水管理工作。

市、县（市）人民政府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可委托供水用水管理机构负责实施城市供水用水行政处罚和其他具体管理工作。

规划、水利、环保、卫生、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价格、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城市供水、节约用水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城市供水、节约用水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编制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作为城市供水发展规划的组成部分，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七条 城市供水工程建设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可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采用多种融资方式发展供水事业。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行城市供水节水事业科学技术进步政策，鼓励供水与节水科学技术研究，提高城市供水节水的现代化水平。

第二章 供水工程建设

第九条 新建、扩建、改建城市公共供水、自建设施供水工程的，必须服从城市供水专业规划、水资源保护要求，并按国家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新建、扩建、改建二次供水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征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对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方案的意见，并将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方案报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方案应当满足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连接的基本条件和管理要求，确保供水安全。

第十条 城市公共供水工程、自建设施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并遵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禁止无证或者超越资质证书规定范围从事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工程竣工后，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城市公共供水企业等单位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一条 城市公共供水工程、自建设施供水工程的建设应当采用符合国家质量技术标准的设备、材料和配件，不符合国家质量技术标准的，不得使用。

第三章 供水设施管理

第十二条 城市供水企业对其管理的供水设施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定期检查维护，加快供水管网的更新改造，保障正常供水。

城市供水设施发生故障时，城市供水企业应当限时抢修，尽快恢复供水。对重大故障，应当及时向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有关部门应当查明原因，依法处理。

第十三条 用户投资建设的与城市公共供水管道连接的结算水表外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由城市公共供水企业统一管理和维护。

结算水表和表箱由用户负责保护，应当保持内外清洁，箱盖完好，无堆压物。因用户原因造成损坏的，其维修、更换等有关费用由用户承担。

第十四条 城市二次供水设施应当按照确保用水安全的原则，实行统一管理和维护，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 用于城市供水的新设备、新管网投产前或者旧设备、旧管网改造后，城市供水企业必须严格进行清洗消毒，按国家规定检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规定的城市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地面和地下安全保护范围内擅自挖坑取土或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

（二）擅自将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连接；

（三）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直接连接；

（四）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或与其直接相连的管道上装泵抽水；

（五）利用供水管道代替避雷装置或者接地导线；

（六）擅自改装、迁移或者拆除城市公共供水设施；

（七）其他危害城市供水设施安全的。

第十七条 影响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安全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施工前应当向城市供水企业查询地下供水管网的分布情况，并与城市供水企业商定相应的保护措施。

因工程建设确需改装、拆除或者迁移公共供水设施的，应当与城市供水企业商定方案后，报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八条 公共消火栓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安装，安装后由公安消防机构验收，合格后交其管理和使用。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加强对公共消火栓的检查，发现损坏应当及时告知城市公共供水企业修复。

公共消防用水，实行装表计量。除消防灭火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启用消火栓。

第四章 供水与用水管理

第十九条 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符合以下条件方可从事供水经营活动：

（一）经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合格；

（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三）依法取得卫生许可证；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加强管理，提高制水质量，减少水损，降低成本，实行优质服务承诺制。

第二十一条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从事网箱养殖、旅游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厂取水口周围的水域内，城市供水企业应当设立水源保护标志或者告示牌。

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水厂周围划定保护范围，设定保护标志，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第二十二条 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供水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水质检测制度，确保供水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饮用水卫生标准。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城市供水水质进行监测和检查。

水质检测结果应当按规定定期公布，并接受卫生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三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二次供水的监督管理工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二次供水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二次供水水质的监督检查，抽检每半年不得少于一次，二次供水的水质监测检验具体工作由其同级公共卫生检测机构负责。

第二十四条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主体应当加强二次供水的日常管理，建立水质管理制度和检测档案；定期进行水质常规检测，每季度不得少于一次；定期对各类储水设施清洗消毒，每半年不得少于一次。

二次供水水质受污染时，二次供水设施管理主体应当立即停止向用户供水，采取措施，防止污染扩大，并及时向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不得隐瞒、缓报、谎报。

第二十五条 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企业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管网测压点，做好供水水压的监测工作，确保供水压力符合规定的标准。

高层建筑或者高地建筑，因城市公共供水管网压力满足不了给水要求的，建设单位应当设置二次供水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使用。

第二十六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保持不间断供水，不得擅自停止供水。由于工程施工、供水设施维修等原因确需暂停供水的，应当通过新闻媒介发布公告或者张贴告示等形式，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用户；因发生灾害或者突发性事件造成大面积停止供水的，应当在抢修的同时设法通知有关用户，尽快恢复正常供水，并报告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

城市供水企业自接到用户对供水设施故障报修申请后，应当及时派员工到现场进行维修。对其中暂停供水时间超过三十六小时的，城市供水企业应当采取临时供水措施，保证用户生活用水。

第二十七条 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应当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实行职工持证上岗制度。

第二十八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与用户签订供水合同，定期抄表计量；用户应当按照规定标准按时缴纳水费。对城市居民用户，实行一户一结算水表，由供水企业与用户直接结算。

用户不同性质的用水应当分别装表计量。未分别装表计量的，城市供水企业应当通知用户限期安装分类水表。逾期未分别装表计量的，从高适用水价。

因结算水表发生故障无法抄表计量的，故障期间内按照用户前十二个月平均用水量计收水费，城市供水企业应当自发现故障或者受理用户故障申报之日起三日内排除故障。

用户因故要求停止供水的，应当及时到城市供水企业办理拆表销户手续。需要变更用户的，应当由变更后的用户与城市供水企业另行签订供水合同。

第二十九条 禁止盗用或者擅自转供城市公共供水。

未经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同意，用户不得擅自变更用水性质。

第三十条 城市环卫、绿化、市政等用水，应当向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办理用水手续，设立专用水栓，安装计量水表，并按有关规定与城市公共供水企业结算水费。

第三十一条 建设工程施工用水，建设单位应当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到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办理用水手续。

第三十二条 对计量水表准确度有异议的，可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申请仲裁检定。检定合格的，由申请方承担检定费，并按原计量数缴纳水费；检定不合格的，由被申请方承担检定费和超出规定误差标准的水费。

异议期间，城市供水企业不得因用户提出异议而停止对该用户供水。

第三十三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接受用户监督。用户对供水服务有异议的，可向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投诉。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对用户的投诉应当在七日内答复。

第五章 节约用水管理

第三十四条 城市用水实行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计划用水管理制度。

第三十五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发展和改革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年度用水计划确定城市年度用水计划，并实行总量控制。

第三十六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年度用水计划、用水定额和非居民用户近三年平均用水量及发展需求等因素，在每年年底前核定各非居民用户的用水计划。

对新增非居民用户，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用水定额、行业平均用水水平以及该单位发展需求，核定其用水计划。

第三十七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每月向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上月非居民用户的用水量和相关用水资料。

非居民用户应当建立健全用水原始记录和统计台帐，做好用水和节约用水统计工作。

第三十八条 鼓励非居民用户对其用水情况进行水量平衡测试，促进其改进用水工艺，节约用水。

水量平衡测试的具体实施办法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九条 非居民用户应按照下达的用水计划指标用水，超出核定的用水计划用水的，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其采取措施，降低用水量。超计划用水的,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收费制度，超定额累进加价收费按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应当配套建设循环用水等节水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投入使用。配套建设的节水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主体工程不得投入使用。

现有公共建筑未使用节水型器具的，应当逐步改造。

第四十一条 工业用水应当采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增加循环用水次数，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逐步淘汰落后的、耗水量高的工艺、设备和产品。

生产者、销售者或者生产经营中的使用者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停止生产、销售或者使用列入国家淘汰名录的工艺、设备和产品。

第四十二条 以水为原料生产饮料、纯净水等产品的生产企业，应当采取节水型生产工艺和技术，生产后的尾水应当回收利用，不得直接排放。

从事洗浴、游泳、水上娱乐等经营业务的，应当安装、使用节约用水设施、设备，提高水的利用率。

月用水量超过五百立方米的车辆清洗点，必须安装、使用循环用水设施。

第四十三条 园林绿化、建筑施工、卫生设施、道路保洁、洗车、景观、设备冷却等用水具备再生水使用条件的，应当优先使用再生水。

第四十四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节约用水宣传教育，提高用户节水意识，推广节水先进技术，鼓励用户更换使用节水型器具，积极采取措施改善用户的饮用水条件，加强城市污水集中处理，鼓励使用再生水，提高污水再生利用率。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城市供水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一）供水水质、水压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二）擅自停止供水或者未履行停水通知义务的；

（三）未按规定维护供水设施或者在供水设施发生故障后未及时抢修的。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处工程造价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罚款；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一）无证或者超越资质证书规定的经营范围进行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或者施工的；

（二）未按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或者施工的；

（三）违反城市供水发展规划兴建城市供水工程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第（一）项行为可处盗用、转供水量水费的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盗用水量无法计量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第（二）、（三）、（四）、（五）、（六）项行为可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盗用或者转供城市公共供水的；

（二）在规定的城市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危害供水设施安全活动的；

（三）擅自将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连接的；

（四）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公共供水管道直接连接使用的；

（五）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或与其直接相连的管道上装泵抽水的；

（六）擅自拆除、改装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

有前款第（一）、（三）、（四）、（五）、（六）项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经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还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停止供水。

第四十八条 建设工程施工危害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危害活动；造成损失的，由责任方依法赔偿损失；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九条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主体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规定进行水质检测的；

（二）未按规定对各类储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

（三）隐瞒、缓报、谎报水质污染事件的。

第五十条 建设项目的节水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擅自投入使用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停止使用，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生产、销售或者在生产经营中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的、耗水量高的工艺、设备和产品的，由市、县（市）经济综合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或者使用，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二千元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从事洗浴、游泳、水上娱乐等经营业务的用户未安装、使用节约用水设施的；

（二）月用水量超过五百立方米的车辆清洗站点未安装、使用循环用水设施的。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规划、环保、卫生、质量技术监督、水利、工商行政、价格、公安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

第五十四条 在城市供水用水活动中，违反民事法律、法规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供水、节约用水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公共供水，是指城市公共供水企业以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向用户提供用水。

本条例所称自建设施供水，是指城市用水单位以其自行建设的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主要向本单位提供用水，包括二次供水、深度净化处理水。

本条例所称二次供水，是指使用高低位水箱、蓄水池、水塔、泵站、管网等设施，将供水企业或自备水厂的自来水转供给用户的供水形式。

本条例所称结算水表，是指城市供水企业与用户发生计量和水费结算的终端计量水表。

本条例所称用户，是指通过结算水表与城市供水企业发生供水用水关系的单位和个人。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兼论未成年司法程序中的人文关怀

蔡鸿铭


摘要：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未成年司法制度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量虽然只占整个刑事案件近10%，但由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其对社会的影响巨大。只有准确、及时把握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的发展契机，牢牢抓住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加强人文关怀，才能从容迎接新形势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起独立、完整、科学、成体系的未成年司法制度。而司法制度的完善绝非简单、消极地执行法律，在司法过程中必须凸显人文关怀，这也是司法的灵魂和价值理念，在“人权保障”条款写入宪法的今天，显得至为重要。本文从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及相关规律入手，找出未成年人犯罪的共性原因，进行理性思考，以求对当前形势下如何加强未成年法制教育、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并就完善我国未成年司法制度以及在司法中彰显人文关怀提供积极的建议。
关键词：和谐社会，未成年，司法，人文关怀
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未成年人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发达国家长期受此困扰；这一态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日趋显现。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突出问题，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较以前增加许多，涉及多种严重刑事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量虽然只占整个刑事案件的10%，但由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其对社会的影响巨大。因此，如何更好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各界所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
一、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
从我院近年来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来看，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与过去及成年人犯罪明显不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一）犯罪主体日益低龄化。由于发育年龄的提前和不良文化的影响等诸多原因，21世纪的前五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20世纪80年代提前了2至3岁，犯罪的高发期年龄在18岁左右，其中以14-16岁的更为突出，并呈现出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同时犯罪主体还表现为文化素质偏低的特点，如我院2005年审结的未成年犯罪案件中，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未成年罪犯总数的96.72%。
（二）犯罪类型多元化。过去未成年人犯罪以盗窃为主，犯罪类型单一，而目前已向多元形势发展。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是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并且暴力型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日益突出。从我省的统计资料看，未成年人涉及的抢劫、盗窃、故意伤害类案件犯罪人数分别占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的42.5%、26.16%、15.8%。
（三）犯罪组织团伙化。未成年人由于缺乏足够的体力、智力、胆量和经验，单独作案往往难以成功，结成团伙则可以互相壮胆，减少作案阻力，使犯罪易于得逞，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中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的占40%以上。有的犯罪团伙甚至拥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作案纪律和反侦破措施，初步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这种团伙对社会危害极大。
（四）未成年人吸毒现象成倍增长。未成年人吸毒会诱发更多的犯罪，带来严重的危害后果。许多吸毒青少年因毒瘾所驱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断攫取吸毒所需钱财。如在深圳、珠海等地查获的吸毒青少年中约有10%的人有抢劫、盗窃等犯罪行为，至少有1/3的人加入勒索团伙，并有不同程度的敲诈勒索行为。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成因
未成年人走向犯罪道路的心理变化是由青少年时期生理、心理发展及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引起的。目前，我国犯罪学界对未成年人犯罪心理产生的原因有大量论述，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三种：第一种是青春期危机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是由本能的生物人向理智的社会人发展的过程，在相近似的环境中，青少年之所以比成年人更易于越轨，主要是身心发展及社会化程度的差异所致。第二种是社会失调论，认为社会结构的失调必然导致一批低文化青少年层的出现，这是青少年犯罪率高的社会原因。第三种是不良环境决定论，认为由于青少年认识能力低下，富于感性和冲动性，自控力薄弱，在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易于产生违法犯罪心理。本文主要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
（一）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内在成因。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心理，必须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联系起来，因为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对其行为有重大影响。未成年人的心理体现了过渡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普遍充满了复杂性与矛盾性，而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心理，是一部分未成年人在外界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下，与内部原有的不良心理因素结合发生相互作用产生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体成因有青春期心理特点、主客观心理矛盾和人格社会化缺陷等。 首先，青春期心理特点决定了未成年人难以对客观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和评价，容易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而违法犯罪。其次，满足个人需要的主观意向与满足个人需要的客观可能性之间存在着矛盾。未成年人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难免与管教自己的父母、师长发生争执与矛盾。在无力满足自己的需要，求助家庭仍然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心理上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容易引发违法犯罪行为。最后，未成年人人格社会化存在缺陷。人格社会化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强烈的自我中心，个人主义严重，反社会的需要和动机，反社会的人格特征等。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多数情形，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二）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外在成因。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除了自身原因之外，家庭、学校与社会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些构成了未成年人心理形成的外在因素。
1、家庭因素。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是孩子们的启蒙老师。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一个人社会化过程的起始点。家庭功能是否能正常发挥是一个人顺利实现社会化进程的基础和先导。但是，由于环境的不同，导致某些家庭功能的缺失。在一项对未成年罪犯家庭环境状况调查中发现：未成年罪犯的家庭结构以不美满占多数，单亲家庭、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的占51.67%。而且，未成年罪犯父母的素质、职业状况也不十分理想。父母亲文化程度低下，父亲中57.1%小学文化程度、8.2%为文盲，而母亲为文盲的有33.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1.5%；父母亲的职业大部分为农民和工人，属社会低收入阶层。这直接影响未成年罪犯的生活态度、情绪和良好个性的形成。家庭矛盾性大，即家庭成员间传递情感的方式以表达愤怒、不满，相互指责、贬低为主，导致孩子学会以此方式来解决所有的情绪问题，并以冲动的、攻击的方式表现出来。父母教养方式不当是造成孩子行为差异、人格特征发生偏差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造成未成年罪犯不良心理特征形成的主要心理环境因素。所以，父母的某些错误行为都可能为他们所模仿，以至将来成为罪犯。
2、学校因素。学校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作用仅次于家庭，它是未成年人从家庭走向社会，从蒙昧状态走向超越之境，顺利实现社会化过程的重要环节。学校能否全面、完整地发挥其作用，是未成年人社会化顺利实现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防止他们违法犯罪的有利防线。随着学校教育的逐渐完善，社会实际上几乎将青年的生活完全纳入到学校生活的轨道。青年制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学校生活，其总是遵循这样的轨迹，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甚至研究生。学校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性手段，从产生之日起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无疑功不可没。学校教育是为青年的发展而设定的，这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性设定。 它规定了青年的人生追求目标，同时也影响着青年的人生轨迹。学校如对学生在校受到的挫折缺乏正确的引导，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例如学习上的失败感所产生的后果，受校纪校规处罚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教师心理素质低下，教学效果不良所造成的后果等。国外许多调查发现，未成年罪犯往往是学习上的失败者，由于学习成绩差，甚至受到校方处分，常常会使他们对学校和社会产生抵触和报复心理，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3、社会因素。在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中，社会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缺乏，加之某些个人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使得他们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而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与某些道德沦丧的行为又为他们的畸形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电影、电视各种宣传媒体对暴力的商业宣传，电子游戏、网吧对于暴力的传播与虚拟化，使得未成年人对于暴力、血腥行为以及相应的后果与痛苦没有清醒的认识，在给他人造成实际的伤害时，他们的感觉无异于玩一场虚拟游戏。因此社会媒体与公众不但没有起到监督与督促的作用，反而变相地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三、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系统
从以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会某一环节的失调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本部分拟从法治角度来探索如何建立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机制，即如何建立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犯罪学研究表明：成年罪犯的犯罪意识有不少是在未成年时受不良影响而形成的，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与再犯罪存在密切的关系，即初始犯罪的年龄越小，进行再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少年司法制度的工作十分必要。犯罪的未成年人作为行为人也要为自己所犯罪行承担责任，但保护的前提应该贯穿司法实践的始终，不论是审查起诉还是审理判决阶段，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处理应该与成年人有本质的区别。
（一）加强少年法庭体系建设。出于治理日益严重的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需要，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在全国率先试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少年法庭一出现就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截至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基本上实现了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全部由少年法庭审理。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统一规定，它使得我国少年法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
虽然我国在少年法庭建立之后，大大加强了未成年人立法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先后出台。但遗憾的是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审判司法制度作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问题作明确的规定和认可。对未成年司法制度予以规范的法律依据仅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是不够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未成年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
未成年司法制度的不完善结果使少年法庭的地位得不到保障，少年法庭工作人员难以安心少年审判工作。由于少年法庭尚未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少年法庭的存在都受到威胁，阻碍了实践中一些对少年司法制度的有益探索。
（二）实施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我国的少年法庭从1984年建立起就一直坚持对被告人案发前的表现情况进行调查。当时主要是法官在开庭前通过到学校、访家庭、去社区（村、居）等形式，对失足少年的家庭情况、受教育情况、交友情况、社区环境等方面进行调查，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法庭教育、准确量刑。我们要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实行社会调查报告制度，要实现社会调查“主体社会化、内容公开化、程序规范化”。
所谓“主体社会化”，就是要改变以往调查工作都是由法官完成的做法，而由其他部门或机构完成。这是一项比较艰难的工作，因为国内的法律还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要和相关部门做好协调工作，由青少年保护办公室等部门来承担，法官不再像现在这样在开庭前过早、过多地出现在法庭之外。
“内容公开化”，就是法庭把社会调查员所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适度公开。即在开庭前向辩护人公开，也向法定代理人公开；在开庭审理时，向未成年被告人公开，让失足少年知道法官掌握的其案发前的表现情况是否正确。开庭后的判决书中，法官也可有选择地把调查报告中的内容引入其中，增强判决书的说服力。
“程序规范化”就是社会调查报告从制作到被司法机关采用都要经过规范的程序。如调查工作必须是两人进行，调查完毕后应制作成调查报告；开庭审理时调查员必须到庭并向法庭报告该调查报告的内容；法庭要听取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意见；法庭也允许辩方出具类似的材料；等等。
社会调查报告为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时提供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我们实施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仅要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衔接，而且要通过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开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挽救，强化司法保护的力度。
（三）推行暂缓起诉制度。暂缓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针对某些应当起诉的案件，本着预防、挽救、教育、感化与打击并举的原则，考虑到公共利益，体现刑事政策和案件自身条件，对一些特殊群体在一定考验期限内，不作处理，期满后再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一项制度。2001年，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率先推出“社会服务令”，这一司法实践的核心即为暂缓起诉。暂缓起诉并不是不起诉，而是附有一定条件的暂时停止起诉的程序，暂缓起诉因此并不是一个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决定，当考验期满后，它有可能导致起诉和不起诉两种结果，因此它只是阶段性的处理结果。暂缓起诉制度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机会原则），有助于刑罚功能的实现，从而真正体现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从有效追究犯罪、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以及公务角度出发，暂缓起诉制度的确立意义重大。
对于已构成犯罪并符合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先暂不起诉，设置一定的考察期，让其继续就业或就学，对其进行考察帮教，待考察期满后再根据犯罪事实、情节、悔罪、悔改情况（即结合其在考察期的表现）予以不起诉。使其在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中，自觉改正，同时通过有效的社会监督，用宽大的政策，唤醒其感恩心理，培养其做人良知，使其改邪归正，成为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的人。此外，暂缓起诉既避免了由于进入监管场所而导致的交叉感染，也遏制了恶性循环的形成，又可以使他们从此慎交朋友，分清是非，做到预防、挽救、教育、感化与打击并举，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并且通过对这部分人的处理，还可以感化其他未成年人，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党和国家对他们的特殊关心和照顾，从而激发他们更好地生活、健康成长。此外，法院对于那些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和影响较小，主观恶性不深的未成年被告人极可能最终判决免刑或仅处罚金等的刑罚，从诉讼成本角度来说，实行暂缓起诉制度也可以节约诉讼成本，缩短诉讼时间，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四）实行暂缓判决。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暂缓判决的明文规定。暂缓判决是指少年法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经过开庭审理，对构成犯罪并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先确定罪名，暂不判处刑罚，同时设置适当的考察期予以帮教矫治，让其在社会上继续学习或工作，考察期结束后，再结合悔罪表现予以判决的一种审判方法。
笔者认为，虽然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暂缓判决的地位，但其有明显的法律价值以及社会意义。首先，暂缓判决有利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方式的改革。按照现行的审判制度，对那些经开庭审理并已经查明事实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只能在审理期限内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实行暂缓判决，少年法庭的法官就有时间区别和判断各未成年被告人的不同情况，最大限度地挽救犯罪少年，开辟了一条矫治犯罪少年的新途径。其次，暂缓判决有利于少年法庭法官正确把握和适用自由刑。对犯罪少年适用自由刑是很严厉的处罚方法。鉴于犯罪少年是特殊的犯罪主体，是属于保护和挽救的对象，对他们使用自由刑要慎之又慎。少年法庭的法官除了要追求刑法的一般目的，即保卫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外，还要积极实现刑法的特定目的，即矫治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消除他们的犯罪意识，保护他们健康成长，这也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规定的“双保护原则”的精神。在此，暂缓判决是“寓教于审”的进一步发展，是党和国家对犯罪少年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的具体化。最后，暂缓判决有利于调动未成年被告人改邪归正的主观能动性，变消极地等待判决为积极悔改，发挥家庭、社会在帮助犯罪少年方面的积极性。
（五）实行非刑罚化。当今世界轻刑化已成趋势，长期或者终身的监禁刑以及死刑受到限制或者逐渐被废止，这一趋势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各国少年司法制度中。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处理实行非刑罚化，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法律共识。一种全新的少年司法理念正在向我们昭示，在现代社会，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根本目标不是惩罚犯罪，而是预防犯罪、减少犯罪。
所谓非刑罚化，是指少年法庭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裁量刑罚时，不仅考虑犯罪性质、情节以及后果，而且考虑未成年人的生活背景事实和矫治条件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作出矫治为目的的处理。非刑罚化要求在对案件作出处理时淡化刑事惩罚色彩，强化教育矫治含量，实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与传统刑法观念相比，非刑罚化体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即把对已发生的犯罪的惩罚置于次要地位，而把对失足者的矫治以及对将来犯罪的预防置于首要位置。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非刑罚化尚不能导致消除刑罚，但是要求淡化刑罚，要求将刑法的惩罚作用限制在震慑犯罪和保护公共安全所必需的范围内。非刑罚化还倡导以非监禁刑、免刑代替监禁刑，并积极尝试各种非刑罚处置措施，探索矫治的新途径。
非刑罚化使得未成年人犯罪主体以及主观方面的特殊性在刑法裁量过程中得到进一步重视，使得案件处理更为公平、公正。非刑罚化背景下的未成年刑事审判，不仅在传统刑法理论层面上考察犯罪的主观、客观方面，而且十分重视主体本身以及主观恶性的特殊性。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之间存在质的区别，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主体和主观恶性的不同。而主体、主观方面的特殊性必然影响到犯罪客观方面，其中较为典型的情况如强索类抢劫犯罪案件，这类案件外观上符合刑法所规定的抢劫罪主观客观要件，而实际上这类犯罪的主观恶性明显轻于一般抢劫。故少年法庭在处理这类犯罪时，应十分重视主体以及主观恶性的特殊性，从而处以较轻刑罚，有时甚至突破了刑法条文的字面规定（包括是否定罪、此罪彼罪、犯罪情节以及法律适用等）。由于非刑罚化背景下的审判十分注重未成年人犯罪主体和主观恶性的因素，不仅是确保了教育矫治的针对性，而且使案件的处理更为公平、公正。
进入21世纪，社会的发展更注重整体和谐性，要求我们在面临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时不能只顾一点而忽略整体、不能只顾眼前而忽略长远考虑。在预防犯罪以及通过法律体系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时更要把握这一原则。由于未成年司法程序所具有的教育属性，更强调司法人员应对未成年罪犯抱有爱心，使其相对于一般刑事司法程序独具特色。构建未成年人法律体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在新的法律法规中应尽一步凸现未成年人司法程序的教育职能，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为指针来设计所有的程序，开展司法活动。同时，法院特别是少年法庭要不断总结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的经验，更好的发挥庭审的教育职能，预防失足少年重新犯罪；要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非刑罚处罚的多样化，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会各界对青少年的帮助教育作用，使更多的未成年罪犯走向新岸，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