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猪肉市场监管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为全面了解当前猪肉市场有关情况，加强猪肉市场监管，切实维护猪肉市场秩序，按照国家工商总局的工作部署，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集中开展了猪肉市场有关情况调查工作。认真总结猪肉市场监管方式、方法，在市场监管中努力做到监管与发展、与服务、与维权、与执法相统一的要求，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为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工作，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现就建立健全猪肉市场监管长效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建立健全猪肉市场监管长效机制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依法监管与诚信自律相结合、专项整治与日常监管相结合、事前预防与事后查处相结合、制度建设与监管方式创新相结合，形成以“依法监管、制度健全、责任到人、安全规范”为主要内容的猪肉市场监管长效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猪肉消费安全放心。

工作目标：通过紧紧抓住市场准入、诚信自律、综合整治、应急处理和责任追究五大机制建设，尽快建立健全以教育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以监管为手段、以信用为目标的猪肉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以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建立健全猪肉市场监管长效机制的主要内容

（一）建立“市场准入、教育在前”的市场防范机制

1、加强经济户口管理。各地要加强猪肉经营者的登记信息和档案管理。基层工商局、所要建立猪肉经营者经济户口电子档案，把本辖区内所有从事猪肉经营的市场主体纳入经济户口管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完善注册登记电子档案和经济户口数据库，逐步实现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工商所对猪肉经营主体市场准入，经济户口管理的联网。

2、把好市场准入关口。一是严把市场主体准入关。凡从事猪肉生产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必须依法注册登记。对涉及前置审批事项的，各地要严格按照“先证后照”原则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严厉查处无证无照经营猪肉行为。二是严把猪肉准入关。凡从事猪肉销售的市场、集市、超市、商场等经营场所，都要与生猪定点屠宰加工企业签订协议，建立协议准入、场厂挂钩制度，保证从定点屠宰加工企业进货，严禁经营其他渠道的猪肉，确保猪肉质量安全。

3、强化市场主体落实产品安全管理责任制。推行市场开办者食品质量第一责任人责任制度，明确市场开办者既要与场内经营者、当地工商部门签订书面责任书，又要审查入场经营者的经营资格，自查猪肉进货渠道、检验检疫证明。工商机关应强化和引导猪肉经营者建立健全进货检查验收、购销台账、索证索票、质量承诺等制度，实行可追溯管理。

4、推行市场预警制。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对轻微违法经营者，向其下发预警整改通知书，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教育其守法经营，诚实信用；对未进行检验检疫猪肉，必须强制退市，对经营者依法进行处罚。

（二）建立“守法经营、诚信经商”的市场诚信经营机制

1、建立市场主体诚信体系，完善信用激励与惩戒制度。根据猪肉经营者市场主体的商业信用、合同履约率、消费者投诉、公众评价等综合信息，对猪肉经营者的信用划分不同等级，实施信用等级分类监管。对信誉好的市场主体提供便捷服务，激励守信；对信用缺失的市场主体，采取重点检查、社会公示等措施，提高其失信成本；对严重失信的市场主体，要列入“黑名单”， 给予曝光并进行重点监控。

2、指导个体劳动者等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指导协会制定业内共同遵守的自律规则；对从业人员进行法律、职业道德等方面知识的培训；发挥行业协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作用，倡导守法、诚信经营的理念。

3、引导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利用各种形式在经营者中开展“讲诚信、讲公德”活动，引导、教育经营者诚实守信，自觉遵守商业伦理道德，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省级工商局要认真组织开展食品“放心示范店”“放心示范市场”、“放心示范超市”等创建活动，营造诚信经商光荣、违法经营可耻的社会氛围。

（三）建立“打假维权、综合治理”的市场整治机制

1、突出监管重点，落实监管措施。各地要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市场、重点经营者的监管力度，特别是加强节日期间的猪肉市场监管。要狠抓督促检查，采取重点督查、交叉检查、明查暗访等形式，确保各项监管措施落实到位：一是认真落实猪肉质量监测制度。各地要配备必要的检测设备，建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抽检、消费者送检、经营者自检三位一体的猪肉质量监测机制，对消费者投诉或市场巡查中发现存在质量隐患的猪肉要进行快速检测，并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发布消费警示和提示。二是要严格落实亮证亮照和挂牌经营制度。猪肉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明示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从业人员健康证等，并在公示牌中如实标明猪肉的产地来源、定点屠宰加工企业名称、进货时间、价格等信息。三是落实不合格猪肉退市制度。凡发现市场上销售注水肉、病害猪肉、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猪肉的，要立即退市，强制退出，并依法处罚及责令经营者进行停业整顿。

2、加大市场巡查力度。把监管力量进一步充实到基层，全面推进市场巡查工作，消除监管空白。加强对城乡结合部市场、农村市场、猪肉批发市场等环节的日常巡查工作，做到定点检查与日常检查相结合。认真查验猪肉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及进货票据，认真做好巡查记录，如实反映经营者的情况，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建立健全巡查档案，实现与经济户口管理和信用分类监管的有机结合。

3、严厉查处违法经营行为。加大对各类猪肉经营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严厉查处制售注水肉的违法行为；严厉查处走村串乡收购病死猪的违法行为；严厉查处将病死猪肉、不合格猪肉在市场内销售的违法行为；严厉查处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严厉查处将不合格猪肉卤腊加工成品出售的违法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让广大群众吃上“放心肉”。对查处的典型案件，要通过新闻媒体及时曝光，以震慑违法经营者。各地要认真执行《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纠、执法必严。

4、建立健全消费维权网络。要以12315行政执法网络体系为依托，通过12315消费维权站进市场、进社区、进乡村等形式，充分发挥“一会两站”的作用，畅通群众申诉举报渠道，及时受理猪肉消费投诉和举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5、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市场环境的综合治理工作。要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加强与农业、商务、公安、卫生、食品药品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及时沟通信息，建立健全部门之间的情况通报制度和协作机制，形成监管执法合力，共同维护猪肉市场秩序。

（四）建立“快速反应、果断处置”的市场监管应急机制

1、建立市场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制度。各地要建立相应的市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监测体系，加强对猪肉市场进行动态监控预测，做到心中有数，对出现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向当地政府反映，为政府处置突发事件提供依据。

2、制定和落实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各地要按照国家工商总局下发的《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市场监管应急预案》和《工商行政管理系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层层制定和落实猪肉市场应急预案，及时、果断处置猪肉安全突发事件。

3、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落实重大事件的值班、报告、处理制度。猪肉市场监管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向上级工商机关直至总局报告，要畅通信息，严禁迟报、漏报和瞒报的现象发生。

（五）建立“职责到岗、责任到人”的责任追究机制

建立健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基层工商所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强化领导责任制、辖区责任制和岗位工作责任制，把各项措施、制度落实到岗、落实到人，落实到具体工作之中。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对因工作失职渎职、监管不到位、执法不作为等行为, 导致未经检验检疫合格猪肉进入市场销售不法行为发生，要追究有关市场监管人员的责任；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或者辖区内多次出现猪肉市场质量安全问题的，追究有关领导、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三、建立猪肉市场监管长效机制的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狠抓制度落实

猪肉作为广大群众的基本生活资料,猪肉的市场供应事关百姓,影响全局。猪肉消费是否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各地一定要站在全局的高度，进一步认识认真做好促进生猪生产、稳定市场秩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切实落实政策保证市场供应维护副食品价格稳定的紧急通知》（国发明电[2007]1号）、《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国发[2007]22号）、《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国务院令第503号）及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菜蓝子”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按照国家工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猪肉市场管理的紧急通知》（工商市字[2007]162号）等一系列工作部署和要求，采取果断有效措施，确保国务院制定的政策得到认真落实，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二）加强组织领导，部门齐抓共管

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猪肉市场监管工作，认真总结猪肉市场监管中好的方式方法。要亲自研究、亲自部署，把推进猪肉市场监管长效机制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一把手”要亲自抓落实。分管领导要具体抓,要抓细抓实,要协调指挥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市场、消保、公平交易、企业注册登记等各职能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建立健全猪肉市场监管长效机制。要加强基层建设，切实发挥基层工商局、所在猪肉市场监管中主力军的作用。逐步改善市场监管的执法装备和监测手段，提高执法效能。

（三）强化宣传教育 营造良好氛围

各地可采取多种形式，充分利用各种媒体，积极宣传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加强猪肉市场监管的有关规定，通过广泛深入法制宣传、诚信经营、消费常识宣传，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猪肉市场监管的良好社会氛围。

各地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创新监管方式，探索监管模式，建立健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猪肉市场监管体制、机制和方式，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始终能够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更好地做到市场监管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工商总局市场司提供）




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命题的若干思考

高军


历史上不同的时期的社会契约论者在解释国家的起源时，首先在理论上基本都作了一种相类似的假设，即人类最初处于一种自然的平等的原始状态，人类出于共同对付自然界及防止人们之间相互侵害等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于是达成契约，让渡出部分权利组成国家和政府。因此，在人民、国家及政府产生的先后次序上，社会契约论者认为是先有人民后有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幸福、公共的安全与福利，而绝不是为了管制和压迫人民。从法律地位上来说，按照社会契约论者的观点，国家及政府与个人完全平等，绝不能凌架于个人之上沦为作威作福的工具。
但是，自从有国家诞生之后的人类历史却充分证实了国家和政府似乎始终只是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存在，社会契约论者希望见到的那种理想的国家与政府始终只是乌托邦。因为，“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产生腐败”，权力本身腐蚀性的特点及人类专制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对于权力的过分集中必须非常审慎。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为此他们在理论上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即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并设计了三种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的具体方案。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三权分立的理论在政治上进行了实践并在制度上予以了确立。
在解决了国家权力分立制衡的问题之后，对于个人的自由，启蒙思想家们也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认为，人民让渡权利只是让渡那些组织国家和政府所必须的而不得不让渡的部分，这些被让渡的权利总和构成了国家的权力，但是属于人民基本权利的内容则由人民自己保留，这些被保留的权利就是人民的自由。如果让渡所有的权利，人民将一无所有，最终必将导致专制和暴政。人民让渡出权利组织了国家，但众所周知，国家仅仅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其权力的行使必须通过公众选举的公务员组织的政府来进行。政府则主要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因此，法律应体现公意，应保障人民的自由，而所谓的自由，也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因此，人民的权利靠法律来确认和保障。但是，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及其他的种种原因，人民自身所保留的权利很难在法律中一一得到体现（例如我国宪法中未规定已为国际公约所确认为基本人权的公民的居住、迁徙、罢工等自由），对此，绝不能理解为对未规定的权利法律就不予保障。对此，在以简约、惜墨如金而著称于世的美国宪法中，美国的开国先贤们怀着深深的忧虑，在权利法案中写入第九条“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种权利，而认为人民保留之其他权利可以被取消或轻忽”及第十条“本宪法所未授与合众国或未禁止各洲行使之权力，皆由各洲或人民保留之”的弹性条款。因此，属于人民保留的权利，不管是法律予以明文确认的或未确认的，均属人民的自由，对此，国家都必须予以保障。
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永远都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之中。国家权力不能任意地扩张，国家权力任意扩张的后果必然是个人自由的缩小。国家权力存在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但是为了实现保障个人自由的目的，国家权力有时候必须必要地不得已地“作恶”。但是，国家权力干涉个人的自由必须以法律有明文的规定为限，而法律本身也“只禁止那些会损害社会的行为”，而且法律禁止这些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更多的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即“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因此，对政府来说，政府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能为所欲为，所有的政府都只不过是“有限的政府”。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即无权”，而对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
国家权力干涉个人自由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必须是一种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而决不能任意扩大到道德等领域。对于道德领域，有道德、宗教等规范来调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如果国家权力或法律任意干涉，最终只能导致人人自危，造成一种恐怖和产生普遍的伪道德的后果。欧洲黑暗中世纪宗教法庭的统治产生了《十日谈》中的伪道德，中国封建社会“礼教杀人”的历史中产生了大批“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性格扭曲的两面人，前苏联普遍政治高压下产生的灰色政治幽默等事实足以证明以上的结论。国家权力如果违法侵犯了个人的自由，应由国家对被侵害者予以赔偿，那种“国家无过错”的陈腐观念已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赔偿制度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纷纷建立。
另外，对个人自由来说，个人自由不是一种绝对自由，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活动的权力”，法国《人权宣言》将其定义为“在不损害他人之下，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因此，个人在行使自由时不能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自由，必须以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行使，只有这样自由才能真正地得到保障，因为“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
以上的理论是完美的，但实践中却远没有那么美妙。尤其是在我们的社会里，由于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及传统文化中国家主义观念的影响以及法律和制度不完善的现状的种种原因，经常会发生诸如警察闯入民宅搜查黄碟、联防队员冲入旅馆房间对同居一室的大学生情侣施以“罚款”的情形，也经常可以看到警察、联防队员在路上随便拦住一个人查身份证、暂住证的情况（如果没有证件很可能被怀疑是“盲流”，最终可能免不了被投入收容站的命运。笔者最近听说有一位大学生毕业后来东南沿海某城市找工作，因没有暂住证，两次被投入收容站，被赎出后，原先善良的人完全改变了性格，变得很“狼”），甚至还会发生类似陕西少女麻旦旦、山东少女张旦、江苏少女金磊、河北少女吴小玲被强迫承认卖淫的极端事件（详见《法律服务时报》02年11月22日第16版）。这几位可怜的女孩子最终的清白都是无一例外地通过“处女膜完好”的鉴定结论而获得的。这不能不说对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极大的嘲讽，如果一个人的清白必须要通过处女膜鉴定这种原始的、野蛮的、侮辱人格的方式来证明，那只能认为我们这个社会还处于蒙昧的状态。至于说因刑讯逼供而造成的冤狱事件，相信法律界的人士一定不会认为仅仅是极个别的现象，也相信只要留意央视《今日说法》栏目及《法制日报》、《中国律师》等报刊的人对此都不会陌生。……
如何有效地防止国家权力任意干涉个人自由的情况发生，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所不得不严肃地思考并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笔者拙见，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
1．必须制定良好的法律和建立良好的制度
自由只有依靠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才能存在，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制度之间相辅相存不可偏废。“良好的法律”一直是人们所向往的目标，古希腊先哲亚里斯多德在论及法治的第二层涵义时，即指出“得到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应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里的所谓“良好的法律”，指的是那种体现公平、正义精神与理性价值的法律。它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必须公正和真正地体现民意，对此，马克思曾论述道：“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如果制定出的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不理性的“恶法”，那么人民的自由又怎么能依靠它来保障呢？
就法律和制度来说，两者之中，法律是基础，但往往制度更直接地对自由产生作用。诚如总设计师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小平同志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制度的真谛。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权力如果不被制约，那么权力被滥用侵犯个人自由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且被侵犯者毫无抗争的余地。例如，笔者就有两次在火车上和路上遇到警察查身份证的情形，你根本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因为在强权面前所有的公理都是苍白的，“枪炮说话的时候，缪斯保持沉默”，换句咱们中国的古语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另外，对自由来说，人类的历史已证实，自由往往只是一种奢侈品，仅仅只存在于现代社会中。而现代社会中，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三者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割裂任何一个方面其他方面都不可能存在。如果不同时具备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三个条件，这个社会也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近思我国的情况，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确立起来。在法制建设方面，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写入党章和宪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现改革一度曾被提起后又被搁浅，至今一直未被提及。事实上，如果政治体制上的一些弊端不革除，仅仅靠颁布大量的法律法规绝不可能切实解决当前的清除腐败、保护国有资产不被侵吞、消除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等严峻的社会问题，我们的社会也不可能因此而过渡到现代社会，因为法律颁布后如果不被遵守的后果往往比没有法律还更要糟。到了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已落到我们的肩上。是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消除腐败、实现社会公平，消弥社会危机和动乱的因子，还是继续待下去，最后，被动地选择改革。近代中国从戊戍维新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以及近代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应该可以作为可资借鉴的经验。古希腊谚语说得好“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推着走”，值得我们深思。
2．必须对人民进行启蒙
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无法在一个民众观念落后、守旧的国家生根，自由之花也同样无法在一个民众不知民主、自由、权利为何物的国度盛开。因为，“实现政治自由的最大危险不在于宪法不完备或者法律有缺陷，而在于公民的漠不关心”，因此，我们全面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对人民进行启蒙，提高人民的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当前，也进行了一些诸如“扫盲”、“送法下乡”、“普法”等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往往只注重形式，流于走过场，例如，“扫盲”仅仅就是教“文盲”识几个汉字，普法往往就是发几个法律法规单行本或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几个诸如离婚、继承、家庭暴力、财产纠纷等法律咨询，然后新闻媒体报道一下就完事了。实际上，真正的扫盲应是不仅“文盲”要扫，“法盲”、“权利之盲”更应该扫，“普法”也不仅仅是要做以上的那些基础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要让群众从中理解法律的原则与精神，从而培养出信仰法律和服从法律的习惯。因为，“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守，仍然不能法治”（亚里斯多德语）。而且，伯尔曼也说过：“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
近代中国从严复提倡“改造国民性”到梁启超鼓吹“新民说”，再到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梁漱溟先生身体力行搞“乡村教育”，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孜孜地追求着对民众启蒙的梦想。孙中山先生则在政治上具体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步骤。所谓“军政”即武力统一全国；“训政”即在全国统一后，国民党“以党治国”来充当国人的保姆，培训国人去逐渐适应民主政治，以培训国人具备民主社会中人们所必备的基本素质，最终以实现“宪政”的目标。但孙先生过早辞世，他所依赖的国民党后来变质，不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的富有朝气的国民党，“训政”也被歪曲沦为蒋氏独裁的法宝，孙先生的伟大设想也终成空谷绝响。近代中国亡国灭种、“瓜分豆剖”的严峻形势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们极大的压力，对中国的知识的分子来说，严峻的形势迫使反帝往往倒反封建、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声浪淹没改良呼声。急切严峻的形势使得启蒙的重要性无法为民众所重视也使得知识分子们无法专注于搞民众启蒙，因此，启蒙的任务始终也未能完成。
反思我们的近邻日本，近代日本从1856年“黑船事件”被迫开关后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与中国完全相同的历史命运。日本选择的是通过“明治维新”，是我们传统教科书所批判的那种自上而下发生的改良运动而不是备受赞美的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方式来自救自强。通过明治期间知识分子发动的自由民权运动，大大地改造了原本愚昧不堪的日本国民。明治政府主动地引进了西方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并以此使列强放弃了对日本的治外法权。明治政府种种措施的采取，使日本在迅速强盛挤身西方列强的同时，既避免了革命的破坏而且又保存了国家的传统和权威。明治维新对西方文化采取的是全盘引进的，先吞下去再慢慢消化、吸收的方式。也许是严峻的形势和急于改变日本落后挨打的命运的压力，使得先进的日本知识分子无法去仔细思量、鉴别，也许是全世界只有日本这个民族才可以这样去移植异质文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虽然移植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排斥现象，但是，日本最终移植成功了。而我们“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从近代一直争论到当前，问题却依然存在而且严峻。近年来，法律界也兴起了“法律移植”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之争的延续和进一步具体化，至今也没有也决不可能有定论。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当前的形势告诉我们，争论是无益的，对于已经成为公理的或为国际公约所包含的或为文明国家所普遍采用的先进的理论、观念和制度，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大胆地吸收。继续进行“体用之争”的争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引进西方文化，关键是应该行动了。
（谈到启蒙的问题，我是学历史的，联想到日本明治维新、韩国知识分子将韩国民众的开化归功于基督教的教化作用，以及魏源《海国图志》在中国和在日本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中国正统学术观点对待基督教的态度等等中外历史，使我不能自己，写了这么多题外话，有点跑题，见笑了！）
3．必须依法执法
政府必须依法执法，“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权力必须都有法律依据，必须有法律授权。”过去，我们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无法可依”，现在由于改革开放进行了二十多年，大量法律法规的颁布使“无法可依”的时代已基本成为历史，现在突出的情况往往是“有法不依”。对于有法不依和以执法为名任意侵犯人民自由的枉法裁决者，耶林认为，“执行法律的人如变成扼杀法律的人，正如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恶”。
依法执法首先要求执法者严格按照实体法规定执法，而不能任意扩大和自我授权。同时它还要求执法者必须严格依据程序执法，没有程序的公正，实体公正的价值往往被削弱殆尽。法治社会中人们不仅要求正义，而且还要求“看得见的”正义，因此，宪法与法律中必须确立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明确规定程序违法亦违法，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此外，依法执法还要求对执法者所拥有的行政权力从法律和制度上都必须予以必要的约束，尤其是对行政权力中管辖范围最广泛、最直接地与公众接触的警察权力必须予以制约。例如我国的公安部门，主管包括治安、交通等行政的、以及刑事侦查的工作。在行政管理方面，对于严重违法者，公安部门自已即可决定对其处以时间长达三年之久的劳动教养，而且到期后，还可以决定再延长一年！在刑事侦查中，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属大陆法系职权主义模式，在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中的保障社会安全的价值与保障人权的价值问题上首选安全价值，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安部门赋予了极大的职权。除了逮捕这一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需提请检察机关批准之外，其他所有的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包括剥夺公民自由最长可达37天之久的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和窃听等极容易侵犯公民自由的侦查手段）的采用，均由其自行决定，而不像一些西方国家的警察那样须事先取得法官签发的令状后方可采取。而且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无罪推定的原则并未得到完整的落实，刑诉法也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讯问时律师到场权等权利，那么，在“口供至上”、“有罪推定”等传统观念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审判政策的支配下，稍一不慎，极容易侵犯个人的自由。
4．必须选择合格的执法者
先贤荀子曾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因为“所有的法律制度都苦于需要依靠个别的人来使法律机器进行运转和对它进行操纵。”因此，选择合格的执法者对一个法治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对此，柏拉图曾论述道：“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剥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因此，把好用人关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将人民所赋予的权力交给那些心术不正的、官本位意识浓厚的、不知人民权利和自由为何物的人是非常危险的，发生那种凌架于人民之上，任意发号施令与侵犯人民自由的事情实乃当然的结果。对于执政者来说，执政者必须具备高的专业素质与个人品德修养，“为政在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用人不当，则会发生那种虽然建立了现代制度，但“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一堆废纸”的后果。而且，如果人们总是得到一种“政府都不守法”的法律经验，将会从根本上摧毁人们关于法律的信念。反思我们社会中流传的“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你不服还真的不行”的用人方式、论资排辈的思维习惯以及腐败日益漫延的社会现实，我们社会的用人方式是否应该改一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