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则与惯例的冲突与和谐
－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胡茂刚


为了正确审理期货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审判经验，于6月23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简称为规定），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期货业期盼已久的司法解释的实施，宣告作为审理期货纠纷案件主要司法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下称纪要）历史使命的终结，一个全新的与时俱进的“规范、客观、公正、合理”的新司法解释的诞生。通读全文，《规定》无愧于期货市场各方参与者的“法律护身符”。
一、《规定》是发展规范期货市场的“助推器”
1、《规定》的出台，是对期货市场进入发展规范新阶段的进一步的法律确认。回顾《座谈会纪要》（成都会议）在95年10月颁布的背景，我们不难发现：期货市场在不同时期的规范程度影响国家对市场发展的决心与信心，这种决心与信心必将通过包括条例、管理办法及司法解释在内的期货法律体系来贯彻和体现。期货交易模式自90年代初期引进我国开始发展非常迅猛，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发展缺乏长远规划，期货业在起步时就与证券业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证券市场“边发展边立法”，证券业的第一个行政法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93年就颁布。期货市场“先发展后立法”，期货业的第一个行政法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迟至近10年才出台。政策制定的偏见、政府监管的缺位、期货法制的空白、风险意识的欠缺造就了市场的混乱与失序，期货市场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治理整顿的恶梦中度过的。从93年到99年七年间，国务院及政府主管部门出台了40个关于整顿期货市场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其中93－95年两年之间占了近30个。法律的首要功能在于安全与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纪要》不可能回避治理整顿的背景。《纪要》注重通过对期货经纪公司责任的追究来强化规范意识，这从制定的指导思想可见一斑：公正、及时审理期货市场盲目、无序状态下所形成的期货纠纷案件，制裁非法交易行为，维护正常的期货市场秩序。
以《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为契机，《规定》的出台顺应了期货市场发展的新形势，强化了人们对市场发展的信心。一方面，在指导思想上，《规定》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置于维护期货市场秩序之前，这标志者司法理念的一个重大转变，由通过立法规范市场稳定为历史使命转变为通过立法服务发展市场为首要职责。另一方面，《规定》内容丰富，涵盖了期货市场的主要法律关系和法律环节，覆盖了管辖权、责任主体、无效合同责任、交易行为责任、透支交易责任、强行平仓责任、实物交割责任、保证合约履行责任、侵权行为责任、举证责任等13个部分。
2、《规定》是司法解释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更高效力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需要。
从当代中国法的渊源来看，主要表现为以宪法为核心的各种制定法，法律体系效力高低依次为宪法、基本法律、基本法律以外的普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法规、经济特区的规范性文件）、规章、特别行政区法律、司法解释、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等。从法理和法制统一的角度来看，法律、行政法规具有普适性效力，任何司法解释或者纪要都不能与处于上位的法律、行政法规相违背和抵触，否则无效。《纪要》颁布的背景正是专门期货法律、行政法规空白的情况下，在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的旧框架内依据国务院关于整顿期货市场的文件、行规制定的。进入99年后，期货市场的法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民法通则》继续适用外，《合同法》以及最高院关于合同法的解释、《条例》、《管理办法》相继出台，居间合同和行纪合同作为专门的有名合同被明文写入合同法，原有的《纪要》即使不作修改，也将因为新的法律、行政法规的颁布实施而失去适用效力。
严格地说，《纪要》只是座谈会形成的人民法院内部审理期货案件的指导文件，不是司法解释，而《规定》已经上升到司法解释的高度来认识，其权威性不言而喻。
3、《规定》的出台体现了对投资者一般保护与特殊保护相结合的思想。民法通则、合同法及商事法律奉行平等、公平的原则，投资者与期货公司、期货公司与交易所在法律上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适当平衡期货公司的责任承担机制并不等于对投资者权益的漠视，实现了期货法律关系向公正、平等理念回归的转变。首先，《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应当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市场各方参与者坚持过错和责任相一致的原则区分责任，实行一体保护。
期货市场作为技术性很强的市场，要求参与者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技能，投资者与期货公司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期货市场又是一个法律关系复杂的市场，且无专门的《期货法》可循。相对期货公司而言，投资者在交易中处于明显劣势，属于市场中的“弱者”，需要法律对其进行倾斜保护。在无法区分过错大小的情况下，设定对期货公司稍重的责任达到对投资者的特别保护。譬如全权委托、透支交易都是法律禁止的行为，双方都有过错，但期货公司承担责任的比例为损失的60％－80％，投资者的责任比例在20％－40％。可以说，对主要、次要责任的分配比例细化致如此地步，在司法解释中实属罕见，对投资者倾斜保护的目的显而易见。
二、期货司法解释的指导原则
1、意思自治，合法约定优先。《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意思自治是市场经济方式对法律提出的要求，是对“契约自由”的扬弃。每个市场参与者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捍卫者，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进行活动，对自己行为产生的后果负责。法律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判断追求自身利益，旨在促进社会利益的增长。法谚曰：“当事人合法约定即具有创设法律的功能”。在期货市场，意思自治体现为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尊重和保护，只要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真实和合法的，并且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当事人的约定就是合法和有效的。实践中，期货公司和客户要特别注意利用经纪合同中约定容易产生争议的问题：譬如强平的条件和通知方式、优价成交收益的处理、客户保证金不足时保留持仓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技术故障是否属于不可抗力等等。意思自治为个性化的期货经纪合同的签订奠定法律基础。
《规定》对意思自治，尊重当事人约定的规定可圈可点。《规定》第2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严格按照当事人的约定确定违约责任，但约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除外。譬如第24条关于“吃点”收益的处置，按过去做法应该返还客户，但依据规定，完全可由期货公司和客户约定处理。又譬如透支交易，客户与期货公司、期货公司与交易所可以通过书面协商一致保留持仓。还有关于强行平仓的条款，在客户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并不必然导致强行平仓，是否强平可以取决于双方对风险控制措施和条件的约定。因此，《规定》顺应现代民法区分义务与责任的潮流，在当事人以责任为代价的情况下，规定的义务并不一定非要强制履行。
2、坚持过错归责原则。法律上追究责任有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原则以及公平原则等四种原则。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心理状态，但过错归责作为民法史最古老但迄今仍然最重要的原则，在期货市场得到高度重视。“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从伦理道德上来解释也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与赞赏。
判断任何一方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方面的要求：1.有违约事实或实施了侵权行为；2.当事人有过错（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可免责）；3.造成损失；4.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客观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因期货经纪合同引发违约纠纷，只需同时满足第1、2项要件即应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违约责任是一种严格责任。）
《规则》在第3条确定了依过错、过错性质、过错大小追究责任的原则。譬如第12条期货公司分支机构非法经营的，如果客户也有过错，公司不再负全部责任。在对交易结算结果的确认问题上，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扩大损失的，由公司对扩大的那部分损失承担责任，贯彻了过错原则。第33条透支交易中有关交易所、期货公司对穿仓造成损失的责任承担，第九部分保证合约履行责任、第十部分侵权行为责任等无不是过错原则的体现。
过错推定也是过错责任的延伸，譬如是否入市交易、是否通知追加保证金，期货公司如果无法举证证明已经履行义务，则推定存在过错，承担赔偿责任。
3、贴近市场，尊重惯例。《规定》很大程度上采纳了监管部门和业内的意见和建议，在许多制度上敢于突破陈规，特别是超前考虑了制定期货法、修订《条例》的因素，把期货法视为商法的组成，在司法上民商合一，在内容上规定细致，大胆引入《合同法》的现代法律制度去解释、解决期货商事法律关系，这无疑是司法的巨大进步。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规定》借鉴《合同法》第60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主动吸纳期货市场形成的较为完善的规则和细则，把规则、细则运用到具体的案件审理之中，使惯例具有更大的扩张力。最明显的莫过于第七部分强行平仓和第八部分实物交割责任，简直就是交易所风险管理办法和交割细则的翻版。第21条关于交易指令不全的处理也是适用期货惯例的结果。商事规则、惯例的引入，是国家通过司法手段推动期货行业市场化进程的缩影。
三、期货司法解释的创新与完善
1、赋予期货市场的当事人选择侵权之诉或者违约之诉的权利。通俗的说，有些行为（如对赌、私下对冲等）既是对合同的违反，又是对财产权利的侵害，都可请求法院司法保护，问题在于以何种理由起诉对方能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因此，有必要比较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各自的优劣，从中选择有利的诉因。
期货侵权与期货合同违约的比较
项 目 期货侵权责任 经纪合同违约责任
主观方面 一般有过错才构成 不以是否有过错为前提
是否造成损失 必须造成损失 不论是否造成实际损失
举证责任 举证行为、损失的存在 只需举证违约事实即可
赔偿范围 直接、间接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 直接损失加上可预见的损失
管辖法院 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适用主要法律 民法通则 民法通则、合同法
以上比较说明：选择侵权之诉获违约之诉各有所长，侵权之诉具有赔偿范围广的优点，而违约之诉具有不问过错、举证简单、无需实际损失也可获赔的优点，关键在于当事人根据实际情况相机选择。
2、承认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是指被代理人的行为足以使善意第三人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善意第三人基于信赖关系与无权代理人进行交易，由此造成的后果仍然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这一条被运用到第9条：非期货公司人员以期货公司名义从事期货交易行为的，视为代理行为有效，期货公司不能以没有授权予以抗辩，仍然应当承担责任。具体在实际中，应当明确以下几点：（1）行为人必须是非期货公司人员（如果是期货公司人员，其行为适用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2）行为人事实上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经终止；（3）行为人以期货公司的名义；（4）客户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譬如公司员工手册印有行为人的名字；行为人领取工资、奖金或者公司为其缴纳“三金”；行为人与公司存在人事关系；行为人以员工身份开发客户，公司明知却不表示反对或者默认的；公司撤销对员工的授权却不向客户公示的等等）；（5）客户必须善意，无过错，如果客户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代理权仍然委托其从事期货交易的，由客户承担责任。（6）本人（这里指期货公司）承担法律责任。期货公司在承担责任后，另行向行为人追偿。总之，表现代理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交易安全法律保障的渴望，体现了鼓励客户交易、促进公司勤勉管理的宗旨。
3、引入居间概念。《合同法》第242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期货居间合同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居间人是独立于期货公司、客户之外的法人或公民，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掮客”（居间人既不从属于公司，也不从属于客户，法院过于将其作为期货公司的从业人员的做法即将成为历史）；（2）居间人服务的内容是为客户、期货公司报告订约机会或者为客户与期货公司实现订约提供媒介服务，；（3）居间人按成果而不是按劳务取得报酬，一般来说，居间人只有在促成客户与期货公司签订期货经纪合同后，才有权按居间合同约定向委托人请求支付报酬。由于事先无法预见能否促成合同成立，故这种报酬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4）居间人独立承担居间关系产生的法律责任。
相比之下，客户与期货公司之间签订期货经纪合同，适用行纪关系，即是期货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为客户从事期货交易活动，客户支付公司报酬的合同。期货居间与期货行纪有着明显的区别：
项 目 期货居间合同 期货经纪合同
法律关系 居间人不参与期货交易关系，仅提供订约中介服务 期货公司以自己名义与交易所发生权利义务关系
报酬的取得 可从客户、公司双方取得报酬 仅可从客户处取得报酬
履行的义务 无义务向委托人移交事务 负有移交财产给客户的义务
法律地位、后果 独立承担居间产生的责任 期货交易的后果由客户承担
期货居间人概念的引进，扫除了中国期货市场经纪人改革的法律障碍，为今后期货市场开发成为专门的职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4、鼓励交易，尽量让合同生效。市场经济条件下，众多商事活动都借助合同形式来进行，合同成为鼓励交易，创造财富的有力工具，轻易让合同失效将产生交易双方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其连锁反应必将阻碍资源通过流转达到合理配置的功能的发挥，丧失了社会整体效率，故现代民法尽量鼓励合同生效。
第四部分合同责任部分，已经删去了欺诈、胁迫方式订立合同按无效处理的表述，体现了与《合同法》第54条接轨的现实。对于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期货经纪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变更或者撤销。受损方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不得撤销。因为欺诈、虚假宣传方式签订的期货经纪合同，在客户交易获利的情况下，宣布合同无效反而使客户利益受损，是否变更合同或者撤销合同，取决于客户对自己利益的判断，这是在坚持意思自治的原则下对客户权利的保护。
另外，还有一些行为，但可因法律特别规定或者客户追认为有效：（1）公司分支机构超越经营范围开展经营活动的；（2）不以真实身份从事期货交易但行为符合交易规则的，（3）不具有主体资格的经营机构导致经纪合同无效的，但机构已按客户交易指令入市的；（4）合同约定不明，无客户指令依据的；执行非受托人的交易指令的；错误执行客户交易指令的。上述行为不再按无效处理，有些在肯定交易结果有效性的同时，规定了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有些则赋予客户追认权，有效保护善意第三方的利益。
5、增加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有效成立后，如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就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在合同的缔约阶段，由于合同尚未成立，不能适用违约责任，适用侵权责任也不相宜，一些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并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就缺少法律责任的约束。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往往采用诚实信用原则，认定当事人在缔结契约过程中接触与协商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信任关系，产生了相互协助、通知、保护等义务，此种义务称作“合同前义务”或“附随义务”。如违反这些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害，则应负赔偿责任，这种责任就是缔约过失责任。所以，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的义务而导致另一方的利益遭受损失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对于期货公司而言，在订立期货经纪合同过程中和履行合同中依法合规，是否就一定没有法律风险呢？答案是否定的。譬如期货公司在订立经纪合同时未履行提示风险的义务，应当依据《合同法》第42条第3项承担赔偿责任。最早要求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前负有义务的是德国，德国法学家耶林于1861年撰文指出：“法律保护的，并非仅仅是一个业已存在的契约关系，正在发生中的契约关系亦应包括在内，否则一方不免成为对方疏忽的牺牲品。”缔约过失责任先后写入各国民法典。我国《合同法》第42条引入缔约过失，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3）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是道德条款法律化的最佳表述，在法学界享有“帝王条款”之美誉，特别是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成为指导民商事活动的主要依据）。”以上是指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和法律基础。
项 目 期货缔约过失责任 期货经纪合同责任
责任依据 订约前的法定诚信义务 合同的约定义务
主观要件 以过错为要件（故意或过失） 过错与否不影响责任
张士金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博士后


关键词: 资产追回/民事途径/优势与不足
内容提要: 利用民事程序进行资产追回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一个重要创新，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三种不同的运行程序。无论资产追回国选择适用何种具体程序，都必须首先解决好追回主体的选择与确立、证据的收集与提交这两个核心问题。尤为重要的是，资产追回国在具体适用民事途径进行资产追回时，还必须对该途径的优势与不足进行战略性分析，有针对地予以适用。就中国而言，当前还必须解决好境外民事追回主体的确立、国有资产的范围与产权界定、国家的腐败犯罪被害人地位等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遏制腐败及非法转移腐败所得犯罪案件发生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确保这类犯罪“划不来”。为此，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越来越重视通过强制手段对腐败犯罪所得予以剥夺。若资产已经转移至国外，则通过刑事没收国际合作对腐败犯罪所得进行没收，然后将没收的犯罪所得归还给来源国。这种通过刑事司法合作追回资产的方式也被称为资产追回刑事途径，强调国家以公法主体参与其中，资产追回法律关系体现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司法协助关系，资产追回或返还行为表现为具体的国家行为。比较而言，刑事途径由于有国家强制力量做后盾，最为迅捷、有力。而且由于大量的调查工作往往由被请求国执法机构完成，资产追回国一般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金，此种追回途径还具有价格优势明显等特点。[1]（P585）

但是，国际合作的基础在于对对方人权、司法、文化的高度认同与信任。这种信任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刑事领域的合作。信任度高，引渡、取证、追赃，都不需要繁琐的手续，如欧盟内部国家；信任度低，罪犯一出国境，本国司法部门只能束手无策。即使有了信任度，严苛的刑事程序，也会限制追回资产的效率。为保障人权，各国往往对刑事程序设置高度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相应，为追回资产，资产追回国必须先由本国法院开出没收令，再请求对方司法部门配合。其中，从没收判决的承认，到扣押、冻结、划拨财产，再到申请执行，返回资产，每一步推进，都要经过冗长的司法审批程序。走到最后，还得应付对方资产分享的要求。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运用民事法律实施资产追回。但是，相对于资产追回刑事途径，利用民事程序追回资产是一个较为新颖的事务，而且由于不同国家对于该制度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民事程序在资产追回活动中的作用远没有得到应有发挥。因此，有必要对资产追回国利用民事程序追回资产的基本方法、实际运行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优势与不足等进行深入分析，以便资产追回国尤其是中国能够策略性地选择适用该途径。

二、民事途径的具体运行程序

目前关于资产追回民事途径的国际法律规定主要集中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3条。按照该条规定，各缔约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1）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另一缔约国在本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确立对通过实施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而获得的财产的产权或者所有权；（2）采取必要措施，允许本国法院命令实施了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的人向受到这种犯罪损害的另一缔约国支付补偿或者损害赔偿；（3）采取必要措施，允许本国法院或者主管机关在必须就没收作出决定时，承认另一缔约国对通过实施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而获得的财产所主张的合法所有权。（注：参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3条。）相应，资产追回国可以将上述规定转化为三种不同的具体追回措施：一是在资产所在国提起确权民事诉讼，通过提交所有权合法证明，以确立对腐败犯罪资产的产权或者所有权；二是在资产所在国提起侵权民事诉讼，通过提交受到腐败犯罪侵害的事实证据，请求资产所在国法院支持其侵权损害赔偿或补偿请求；三是以没收对象合法所有人的身份参加资产所在国没收程序，通过提交所有权合法证明，直接取回资产。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资产追回国无论采取何种具体追回措施，其追回行动都必须以民事法律规则——财产法或者侵权法作为诉求基础，承担纯粹的民事举证责任。这种利用私人性质的民事程序追回资产的方式也被称为资产追回民事途径，[2]其主要发生在国家与私人之间或者私人与私人主体之间，是私法行为，遵循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法规则，体现为超出一国范围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或侵权损害赔偿关系。

三、民事途径实际运行中相关问题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上述具体追回措施，并不意味着资产追回国就能够自然实施追回行为。资产追回国必须对该途径实际运行中各种实际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制定科学合理的具体追回方案。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合理确立追回主体，收集并提交符合资产所在地民事程序要求的相关证据。

（一）追回主体的选择与确立

如前文所述，民事追回既可以发生在国家与私人之间，也可以发生或者私人与私人主体之间。但是在实际运行中，资产追回国可能会面临两种困境，一是当资产追回国以国家名义在资产所在国进行独立的民事追回，尤其是进行民事诉讼追回时，国家是否有资格进行这样的追回？二是如何在是以国家名义还以私人名义进行民事追回之间进行选择。

1.国家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这是国家作为民事主体实施资产追回的首要问题。事实上，国家可以作为民事主体在其他国家参加民事诉讼既符合国际习惯法要求，也符合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奥本海国际法》指出：“承认新政府或新国家的后果，比较严重的有下面几种：……（3）新国家或政府因此取得在承认国家法院中进行诉讼的权利，至少按照英国法，新国家或政府在以前是没有这种权利的。”[3]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完成对另一国家或政府的承认之后，该另一国家将自然获得在该一个国家法院进行诉讼的权利，这是国家承认或政府承认的法律后果之一。再者，按照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5条规定：“一国本身及财产在另一国法院享有管辖豁免。”但是，公约第7条、第8条和第9条又规定了国家司法管辖豁免的例外，即国家明示同意行使管辖、参加法院诉讼、遭致反诉等例外情况。其中第8条关于“参见法院诉讼的效果”是指，该国本身提其诉讼或介入该诉讼或采取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任何其他步骤的国家主动行为。（注：参见《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8条.）这意味着，只要国家愿意放弃司法豁免权利，将自动获得与法院地所辖一般民事主体一样的诉讼主体资格，同理，也将承担相应诉讼法律责任。

另外，外国政府在本国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还得到了大多数国家国内法的支持。例如，为支持迅速退回非法获得的财产，澳大利亚2002年的《犯罪收益法》推出了追查、限制和没收犯罪收益的制度。依据此项法案，当犯罪行为在澳大利亚境内发生时，任何人、包括外国人都可以向澳大利亚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注：参见联合国秘书长报告《防止和打击腐败行经及转移非法来源资产的活动并将这些资产退回来源国》（A/60 /157）（R），第11段。）韩国也允许外国政府或国民利用民事诉讼程序返还非法来源资金。有关外国（或一外国国民）可以直接在韩国法庭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将这种资金移送回来源国。不得因为当事方不具有韩国国籍而不准参与诉讼。如果提出的要求被裁定合理，非法来源资金将返还来源国。（注：参见联合国秘书长报告《关于腐败行经及非法来源的资金的转移》（A/57 /158）（R），第38段。）

2.提起诉讼的主体代表问题。民事诉讼的原告一般应当是“真正的利害关系人”，或者说是对诉讼标的物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这意味着资产追回国在实施资产民事途径追回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分析谁更具备在资产所在地进行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以避免出现因诉讼主体不适格而败诉的现象。（注：2009年2月以来，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应的圆明园流失文物鼠首兔首铜像拍卖案中，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曾作为原告于2月19日请求法国巴黎大审法院停止该拍卖行为，但法院紧急审理法庭23日傍晚作出裁决，驳回了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的诉讼请求，并要求原告向被告支付赔偿金，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原告主体不适格。）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腐败犯罪中，非法获取资产主要有两种类型的活动：贿赂和盗用国有资产。其中，收受贿赂和回扣的侵害的其他当事人的直接利益，而盗用国有资产则侵害的国家或当局政府，既包括直接把资金从公库转入个人账户，也包括以实物形式偷窃国有黄金储备和自然资源，以及挪用收入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再者尽管不像其他犯罪那样，如故意伤害、盗窃等，腐败犯罪经常没有明显的受害人。但是，腐败犯罪确定无疑不是“无受害人”的犯罪，在多数情况下，受害人就是国家，侵害的客体就是“公共利益”。[4]因此，腐败犯罪受害国还可声称国家的一般利益和公共行政管理受到腐败犯罪的侵害，作为损害补偿和恢复国民生活质量与政府运转能力，必须就腐败犯罪非法所得提出诉求，以获得补偿或赔偿。相应，国家或政府还可以在被请求国法院依据侵权法提起诉讼或者参加被请求国已开始诉讼，诉请因腐败犯罪分子的腐败或恶意管理而受到损害，而要求获得补偿或赔偿。（注：关于这一点，部分国际公约已经作出明确规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5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的原则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因腐败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实体或者人员有权为获得赔偿而对该损害的责任者提起法律程序。”《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解释性说明指出，“实体或者人员”一语应当理解为包括国家以及法人和自然人；本条的用意是确立一项原则，这一原则是各缔约国应当确保建立机制，允许遭受损害的个人或实体在适当情形下对腐败行为实施提起法律诉讼，例如在这些行为与将被提起诉讼时的所在地缔约国有必然联系的案件中。欧洲委员会《反腐败民法公约》第3条第1款规定，各成员国应当根据本国国内法，确保因腐败行为受到损害的人有权提起诉讼以获得对该损害的补偿。）当然，当国家作为腐败犯罪受害人申请补偿或赔偿时，由于国家或政府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不仅不能确定精神损害，而且很难估算物质损失的数额，往往导致国家申请补偿或赔偿失败。

因此，为确保境外诉讼取得成功，资产追回国必须对腐败犯罪进行充分分析，当腐败犯罪直接侵害国有资产时，可以政府名义在资产所在地提起民事诉讼，通过提交资产合法所有权证明，获得对该资产的所有权并取回资产。当腐败犯罪涉及贿赂等行为时，可要求有关单位或个人以腐败犯罪受害当事人身份在资产所在地进行民事诉讼，以最终取回资产。另外，如果选择以国家或政府名义在资产所在地进行侵权诉讼追回时，还必须充分考察诉讼地国家关于犯罪被害人补偿或赔偿的国内法规定，合理核定本国受到的损害数值。

再者，在利用国家本身进行民事诉讼追讨资产的案件中，民事诉讼的相关费用将由提起诉讼的国家支付，但是由于对国家及其财产司法管辖豁免的担心，许多国家的法律体制都要求出示一些证据，表明原告或申请人在法院管辖区内拥有资产，才能接受依法进行的民事诉讼，或要求某种形式的担保押金，以便以后在判决不利于原告时也能收取审理费用。如原告为外国，则这种关注更加明显，因为外国在败诉后可能利用豁免权拒付费用或裁定的损害赔偿。如《法国民法典》第16条由1895年3月5日的法令作出了修改后规定：“外国原告或相互诉讼人在所有案件中都义务提供担保，以确保因诉讼而引起的花费和损害得到补偿，除非他在法国拥有与支付其债务相当价值的不动产。”[5]

鉴于此，资产追回国必须充分考虑国家司法管辖豁免原则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同时考虑本国财政法律体系，分析败诉的支付风险，选择以国家本身作为原告，还是授权有关机构或创立代表国家的“独立法人”在追回程序中代理国家行事。当创立代表国家的“独立法人”作为原告追回资产时，该“法人”可以是一个独立的私人基金会或由国际赞助的某种形式的实体。它在民事诉讼中就是请诉人或原告，并因此在这种诉讼中也是判决的接受人和司法命令的主体。可以向其转让或转卖权利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追回的任何资产的转让以及所涉任何债务的资金筹措就是该代理人与请求国之间的契约。

（二）证据的收集与提交

“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程序举证的基本原则。相应，证据的收集与提交对于资产追回民事途径的成效具有直接决定作用。但是，在腐败犯罪活动中，由于洗钱活动盛行，以及资产所在国对跟踪、确认资产国际法律合作的限制等，使得发现、跟踪并确认腐败犯罪资产变得十分困难。对于腐败犯罪人员而言，盗窃并享用公共财产涉及两个关键步骤，即盗窃资产，然后在国内外进行洗钱从而使这些资产看起来合法。[6]从一定意义上讲，洗钱是腐败犯罪的必然结果，是整个犯罪活动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目的在于隐藏、模糊资金的来源、所有者、控制和运行轨迹，切断腐败资产与腐败行为人之间的联系，降低所盗窃的资产被侦察发现的机率。[8]（P13）

目前，随着国际社会对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洗钱犯罪手段也不断翻新，不仅有简单的在线交易，也有利用空壳银行、隐名托管、匿名资金等工具进行的复杂洗钱，进一步增加了腐败犯罪资产的发现难度。正如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主任科斯塔所说：“资产追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随着金融中介机构发明新规定而变得越来越复杂。一旦被窃资产离开受害国，它们就会被巧妙地分割，藏在众多的金融工具之中，难以发现和获取。”（注：参见联合国电台2007年12月26日专题报道：联合国发起“追回被盗财产之友倡议”）

这要求资产追回国在民事途径追回过程中，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途径收集并提交相关资产所有权或受到腐败犯罪侵害的证据。其中，在提交相关资产所有权证明时，必须密切关注资产所在地关于物之所有权法的规定。因为，按照国际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则，确权诉讼一般以物之所在地法为实体准据法，[7]动产和不动产的区分、物权的客体范围和保护方法等准据法一般都适用物之最后所在地法。比如，《埃及民法典》第18条规定：“占有、所有以及其他物权，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动产使用导致取得或丧失占有、所有或其他物权发生时该动产所在地法。”因此，资产追回国必须认真研究拟开展确权诉讼地国家关于物权保护的民事实体法律，按其要求提交符合其法院认可标准的所有权或产权证明。在提交受到腐败犯罪侵害证据时，资产追回国一般需要证明三个事实：一是证明被告实施或命令实施腐败行为，包括应该制止但未制止腐败行为；二是原告受到了损害；三是腐败行为和损害之间存在一般联系。（注：参见欧洲委员会《反腐败民法公约》第4条。）

在这里还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资产追回是一项涉及多个法域的活动，有关证据无法完全实现境内取得，往往需要其他法域的协助。但是，多数国际公约未表明可以通过司法协助程序获得民事诉讼的证据，而且绝大多数的国家都不允许将在刑事司法协助过程中获得的证据用于刑事以外的用途。长此以往，作为司法协助请求而获得的证据对于民事诉讼将毫无用处。事实上，把腐败公职人员送到法院接受审判和通过民事程序追回其非法获得的资产很难在刑事和民事之间作出明确的划分。因此，各国应考虑允许在刑事司法协助程序中获得的证据在民事程序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