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造成生命与伦理价值的冲突，如何坚守生命的尊严成为学术界共回思考的重大课题。本文认为，安乐死的出现是新的宪法问题，需要从宪法视角进行分析，并确定其严格的宪法界限。
　　【关键词】安乐死；尊严；科学技术；自由

　　【正文】

　　2010年2月，荷兰有一个名叫“超出自由欲望”的组织提出：所有年龄超过70岁的荷兰人，如果他们对生活感到厌倦，担心未来生活可能影响生活质量，他们都有权安乐死，通过寻求职业帮助来结束生命。为了促使合法化，该组织寻求了大量的签名来支持这项动议，以期改变荷兰现行立法。荷兰许多著名人士也支持这项动议，这里面包括荷兰政府的一些前任部长、艺术家、法学家和医生。对此，荷兰议会提出立法草案，让社会民众自由讨论。这一问题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讨论中，人们陷入了生命权理念与伦理的冲突之中，有些人甚至开始怀疑现代宪法的基本立场与精神。这一问题给宪法学提出了严肃的话题：面对安乐死范围的扩大，以生命权文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宪政体制将如何应对？安乐死背后存在哪些宪法价值与事实？如该法案顺利通过，会对整个安乐死立法与观念，特别是对生命权的价值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安乐死的概念与演变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福”的死亡。[1]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在我国，对安乐死的一般理解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学者们根据安乐死的不同特点，把安乐死分为不同类型，如主动与被动安乐死、通常与非常安乐死、有意与无意安乐死、自愿与非自愿安乐死。[2]在安乐死的分类中，最常见的分类是自愿安乐死（voluntary euthanasia）、非自愿安乐死（non-involuntary euthanasia）和不自愿安乐死（involuntary euthanasia）。所谓自愿安乐死，指当事人本身自愿、希望且要求安乐死从而被实施；所谓非自愿安乐死，指当事人已经失去了选择或生的能力，但被以仁慈的方式处死或允许其死；所谓不自愿安乐死，指当事人不同意结束他的生命但仍被处死。[3]

　　据学者们研究，安乐死思想并非是现代的产物，它是一种渊源久远的人生哲学思想。早在古希腊，就有所谓“安死术”之说。[4]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从英国开始，安乐死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法律话题。1934年，一位英国妇女在接受手术后，因为担心自己31岁的儿子的未来，于是用煤气毒死了他。起初她被判处死刑，两个月后改为缓刑，三个月后被赦免。1935年，英国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要求在法律严格控制下允许医生帮助病人实施安乐死。之后，在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不断有人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以争取人道死亡权利为目的、推动安乐死合法化的人权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权意识的提高，国家与社会对生命权给予普遍重视，20世纪60年代后安乐死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5]同时也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其核心问题是个人能否主宰自己的生命。1976年，国际安乐死研讨会在日本举行，澳大利亚、日本、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家的代表签署了关于安乐死的东京宣言，强调应当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主张在特殊情况下，人应当有选择死的权利。[6]同年9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健康安全法》）。[7]该法允许成年病人在书写所谓“活医嘱”后，授权医生可以关掉维持生命的医疗设备。1980年，国际死亡权利联合会成立，不断推动安乐死立法化进程。

　　世界上第一部“安乐死法”应当追溯到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的 “安乐死法”（《垂死病人权利法》）。该法规定了严格的安乐死条件：接受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年满18周岁以上，而且患有不治之症，无法忍受痛苦，必须由本人递交要求安乐死的申请书，要有本人签字。同时，该法还对医生履行安乐死做了详细的规定，并规定病人提出安乐死要求并且获得医生签字同意后，分别要有7天以上的“冷却期”和48小时以上的“等待期”。但是，该法实施不到8个月即被废止。

　　2001年4月10日是世界各国值得关注的一天。经过激烈的辩论，荷兰议会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在此之后，比利时众议院于2002年5月16日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比两国的这一举动再次使“安乐死”能否合法化成为国际性的话题。

　　在我国，安乐死也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我国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源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会议的议案中，我国妇产医学界著名人士严仁英和胡亚美首次提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之后，在多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一些代表一直呼吁安乐死合法化。我国最早的安乐死案件出现于1986年的陕西省汉中市，一位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王明成因此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先后被关押了1年零3个月，1992年被法院宣告无罪释放。此后，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不时见于报端。

　　二、安乐死与生命权价值

　　围绕安乐死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争论，大体上分为赞成与反对两种观点。赞成安乐死的主要理由是：安乐死是对人的死亡方式选择权利的尊重，实施安乐死有利于维护病人自身的利益；生命是神圣的，但又是相对的；当一个人的生命接近终极时，依靠各种现代化的手段维系无法改变的病程，只能是增加病人的痛苦；对那些不可逆转的临终病人，应停止无效的耗资巨大的抢救措施；建立一套严格的安乐死制度，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而反对安乐死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基本职责；如果实行安乐死，病人就可能会失去改善的机会；承认安乐死的合法化会给他人的生命带来危机感；安乐死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8]这些争论虽然有思考问题的不同视角，但本质上涉及安乐死问题的核心价值，即生命权主体是否拥有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或者决定生命利益的权利。如果人可以自由地处分自己的生命或享有处分生命的利益，那么，他（她）当然就可以选择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其没有自由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那么安乐死就被证明为不正当的。在是否有权结束自己生命的层面上，安乐死实际上涉及宪法价值体系中的生命权的定位与认识问题。

　　笔者认为，从宪法价值体系看，安乐死是无法获得合宪性基础的，因为安乐死不符合宪法基本价值与基本权利的价值目标。

　　第一，现代宪法是以个体权利的保护为出发点的，包括生命在内的基本权利是国家保护的义务。由于文化、宗教、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一些国家虽然规定生命权的相对性，保留死刑制度，但在宪法价值上，死刑制度是没有正当性的，也就是说生命权本质上具有绝对性。当生命成为个体存在的基本前提时，个体享有的生命价值已融入到社会共同体价值体系之中，是否限制与剥夺只能靠共同体意志来判断与决定。

　　第二，安乐死不具有基本权利的特征。作为一种主观性的个人权利，基本权利首先是针对国家权力的防御权，其对抗的典型客体是国家权力。在这一点上安乐死能否成为宪法问题是值得考虑的，因为安乐死涉及的法律关系主要是私人之间关系，即患者、医生与家属等，这些私人利益的判断通常由私法来调整。但安乐死的最终决定权，特别是私人之间发生冲突需要由法官裁决时，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便带有了浓厚的公法性质。从现代立宪主义的观点看，生命权的决定不能由私人来行使。同时，作为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基本权利主要体现为社会共同体内在的价值追求。从客观价值秩序层面看，私人是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因此，人的生命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价值，是社会共同体的基本构成单位，对自己生命的处分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自由选择，也会影响整个社会共同体的价值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私人并不拥有自杀的法律权利和安乐死的权利。

　　第三，安乐死无法获得宪法文本的支持。在西方国家的宪法中，多数国家没有直接规定生命权，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宪法对生命权的漠视。实际上，西方是在发展人权文化中逐步形成基本权利体系的，生命价值已经融入到个体生活之中，通过成熟的宪法解释可以寻求生命权的文本依据。在我国，宪法的发展和宪法文化培育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我们是在缺乏成熟的生命权文化背景下进行法治建设，更需要特别强调作为基本权利基础的生命权价值。

　　第四，安乐死与生命权的本体价值是冲突的。有学者把生命权观念的发展分三个阶段，即生命神圣论、生命质量论与生命价值论，[9]并试图从生命价值论角度寻求安乐死正当化基础。笔者认为，三阶段的生命权观念的划分忽略了不同阶段生命权形态的相互关联性，混淆了生命与生命权概念之间的价值内涵，同时，在缺乏实证资料的基础上，仅仅依靠价值层面论证死亡权的权利属性是不妥当的。其实，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生命的延长不再仅仅是一个梦想，也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特权。医学技术的发达使得人类有能力战胜很多疾病，能够延长自己的生命。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生命权的延续和保障无形中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但是，仍然有一些疾病是现代科学技术无能为力的，在这些疾病面前，人类显得尤为脆弱。在病魔的折磨之下，人的生命也会慢慢的消失，病人也会在病魔无情的吞噬中、在无尽的痛苦和恐惧之中慢慢的死去。这个过程是极其痛苦的，不仅病人本身要忍受这种痛苦，而且病人家属也要随着分担这种痛苦。在这种情况之下，宪法上的生命权是否能够在价值上让位于安乐死？支持安乐死的人士认为，在病人的病情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延长病人的时间无异于是增加病人的痛苦，对于病人来说，与其这样生不如死的苟延残喘，还不如选择一种有尊严的死亡方式来保持自己生命的最后尊严。而反对者认为，人类的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这个财富是属于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而不单单是属于公民个人，如果公民个人为了自己是一时之利而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就是放弃了自己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责任，就是对家庭、父母和其它公民的不负责任。而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技术也日新月异，今日是不治之症，明日可能药到病除。因此，保留自己的生命就是保留自己的希望。与其在绝望中匆忙结束自己的生命，不如在希望中等待，既给自己的生命一份尊重，又给其他人一种祈盼。

　　总之，从生命权社会价值来看，安乐死有可能造成对生命权的一种侵犯，是对国家保障公民义务的一种违背，与宪法的基本价值是相抵触的。

　　三、安乐死与人的尊严性

　　支持安乐死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认为，如果对要求安乐死的患者不予承认其合法性的权利，有可能侵犯人的尊严，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毫无疑问，人的尊严与生命权是人类享有的最基本、最根本的权利，是构成法治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宪法学是因应人的内在需求为出发点的，始终以人的尊严与生命价值的维护作为历史使命。那么，在安乐死问题上，什么样的立法政策更有利于维护人的尊严？这是涉及宪法价值论与法治发展的复杂问题。

　　首先，宪法上的“人的尊严”是价值体系。当判断一个公共政策或者国家立法是否符合人的尊严原则时，我们需要考虑如下问题：是否有利于在社会建立尊重生命的文化与政策？社会民众对生命权的期待是增强还是动摇？也许就特定的个体而言，禁止安乐死可能会带来痛苦，但这种痛苦是否一定以社会正义的牺牲来实现？人的尊严既是人类感受的概念，同时也是实践中的概念，不能仅仅以个案的正义来思考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政策趋向。

　　其次，如果仅仅以人的尊严的维护为理由，实现安乐死的合法化，有可能同时牺牲其它人的尊严。目前，在安乐死合法化问题上，很多国家都采取保守与中立的立场，并没有实现合法化。在这里，各国也在考虑同样的人的尊严价值。当自杀合法化、安乐死合法化的环境下，国家与社会对生命权尊重义务是否得到切实的履行？至少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下，急于赋予安乐死以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有可能导致生命权价值的下降，甚至为国家推脱生命权保障义务提供合法化的依据。无论是生命权价值论，还是生命权质量论，如果缺少了生命的神圣性，无法完整地体现其主体的尊严。

　　再次，宪法上人的尊严的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目前，“尊严死”是新出现的权利形态，其内涵就是，有尊严地死去，但它与安乐死是有区别的，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尊严死是指有尊严地死去，能够按照本人的意愿，死得“像个样子”，两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反对安乐死的人不一定反对尊严死，赞同尊严死的人不一定赞同安乐死。[10]两者之间也存在相互的交叉领域，日本学者石原明称之为“尊严型的安乐死”。在他看来，两者的主要区别表现在存在领域与方法上：安乐死主要指意识清楚但因绝症病痛难忍的晚期患者，而尊严死是指因失去意识难于感受病痛，但因病痛折磨而惨不忍睹的患者，包括植物人；通常安乐死是通过积极的方式，如通过药物等方式进行，而尊严死是采取消极的方式，即摘除维持生命的仪器的方式。[11]无论是主动型是被动型安乐死，尊严死时患者的意识表示是前提，一般情况下，主动型尊严死时，患者的意识表示是比较清楚的，但在被动型尊严死中，由于患者处于植物人等状态无法表达真实的意识，所谓尊严死的正当性依据是无法确认的。[12]基于这样的原因，美国的一些州鼓励人们生前写好遗嘱，清楚地表明自己因病无法根治或者植物人时，愿意选择尊严死的方式。它的合理性在于，无论国家是否承认安乐死，对于特定个体而言，当他（她）面临选择死亡方式时，具有比较确定的意识表示，能够使医生和家属找到确定性的依据。总之，尊严死与安乐死虽有一定联系，但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尊严死不能成为安乐死合法化的唯一依据。[13]

　　四、安乐死合法化的宪法界限

　　目前，安乐死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合法化问题。有些国家一直推动其合法化的进程，但其进展十分缓慢。目前世界范围内安乐死完全合法化的国家只有荷兰与比利时，也有一些国家通过判例等形式寻求法律途径。这里可能存在宪法价值上的界限，如不能解决宪法上的价值问题，安乐死的合法化仍然无法获得正当性的基础。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

(2011年1月14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2011年1月14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6号公布 自2011年2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对《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选举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切实保障选民行使选举权利。”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由国库开支。”



三、将第七条、第十条合并为第八条，修改为：“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由本辖区各政党组织、各人民团体和其他有关方面协商推选人员组成，设主任1人，副主任2至3人和委员若干人，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1至2人和委员若干人，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民族自治地方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各民族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名额。”



“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为代表候选人的，应当辞去选举委员会的职务。”



“选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理选举工作的日常事务。”



“选区设选举工作组，具体负责本选区的选举工作，设组长1人，副组长1人，成员若干人，由选举委员会决定。”



四、将第八条改为第九条，删除该条第九项“并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认代表资格有效的代表”的规定，增加一项作为第十二项：“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选举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选举信息。”



五、将第九条、第十一条合并为第十条。



六、将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30%以上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不足境内总人口数15%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不得少于1/2；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口特少的自治县，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少于1/2。人口特少的其他聚居民族，至少应有代表1人。”



七、将第十五条改为第十四条，第一款删去：“根据《选举法》规定的‘便于召开会议、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使各民族、各地区、各方面都能有适当的代表’的原则”。第一项修改为：“(一)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代表名额基数为120名，每5000人可以增加1名代表；人口超过165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450名；人口不足5万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120名。”第二项修改为：“(二)乡、民族乡、镇的代表名额基数为40名，每1500人可以增加1名代表；但是，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160名；人口不足2000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40名” 。第三款修改为：“聚居的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县、自治县、乡、民族乡，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5％。”



八、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各选区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至少应当有代表1人。”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分配办法，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九、将第十九条删去。



十、将第二十条改为第十八条，删去最后一句“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应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代表名额各为1至3人。”



十一、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十九条，修改为：“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归侨、侨眷人数较多的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侨眷代表。”



十二、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条，删去第一款最后一句“他们的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多于当地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十三、将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本行政区域内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八条：“每一选民只能在一个选区进行选民登记。选民登记按下列办法进行：



（一）城镇的居民和农村的村民，在户口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二）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在校学生，在单位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三）中央、省、设区的市所属单位的职工，其领导机构与分支机构跨越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在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四）离退休人员在现居住地的选区登记，也可以在原工作单位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在居住地出生，年满18周岁，因故未有户口者，可以在居住地进行选民登记，但不作为户口的依据。”



十五、删除第二十九条“用农历计算出生日期的，应当按公历换算”的规定。



十六、将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合并修改，作为第二十九条第一



款：“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流动选民，可以在现居住地进行选民登记：（一）在现居住地有固定工作，与用人单位所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期限为两年以上的；（二）在现居住地有购买住房或有两年以上的租赁住房合同的；（三）在现居住地连续居住满两年的”。 增加两款，分别作为第二款和第三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可以设立流动人口参选登记站，发动流动选民主动登记。现居住地选举委员会对流动选民实行预登记后，应当主动告知其户籍所在地选举委员会。” “已经在现居住地选区参加过上次换届选举的，经核对资格后，可以不用再开具选民资格证明，继续在现居住地参加选举。”



十七、将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一条，将“反革命案”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



十八、将第三十六条改为第三十四条，修改为：“对于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在选民名单公布之日起5日内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对申诉意见，应当在3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选举日的5日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在选举日前作出判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



十九、将第三十八条改为第三十六条，修改为：“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向选举委员会推荐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选民10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推荐者应当向选举委员会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接受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应当向选举委员会如实提供个人身份、简历等基本情况。提供的基本情况不实的，选举委员会应当向选民通报。”



二十、将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合并为第三十七条，修改为：“正式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当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1／3至1倍。具体数额由选举委员会确定。”



“凡是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和选民10人以上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都应当列入代表候选人名单，选举委员会不得调换或者增减。”



“选举委员会汇总推荐情况后，将代表候选人名单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在选举日的15日以前公布，并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如果所提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应当在选举日的7日以前公布。”



“按照推荐、讨论、协商的方式确定的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公布时按姓名笔画的顺序排列；经过预选确定的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公布时按得票多少的顺序排列。”



二十一、将第四十一条改为第三十八条，修改为：“选举委员会应当采取各种形式，实事求是地向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选举委员会根据10名以上选民联名书面提出的要求，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况，回答选民的问题。但是，在选举日应当停止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二十二、将第四十三条改为第三十九条，修改为：“投票选举前，应当认真做好各项具体的准备工作：核实选民人数；印制选票；由选民推选监票人和计票人(正式代表候选人及其近亲属，不能担任监票人和计票人)；布置选举会场；制作投票箱；制订选举投票方法及注意事项；确定各选区选举工作人员。”



二十三、将第四十五条改为第四十一条，修改第二款为：“设立流动投票箱，在进行流动投票时，应当有2名以上监票人、2名以上计票工作人员同时一起活动。”同时，增加两款，作为第三、第四款：“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时应当设有秘密写票处。”“因患有疾病等原因行动不便或者居住分散并且交通不便的选民，可以在流动票箱进行投票。”



二十四、将第四十七条改为第四十三条，修改为：“选民在选举日外出，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一选民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3人，并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代为投票。不能写选票的可以委托其他选民代写，1名选民最多只能代写3张选票。”



二十五、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四十四条，修改为：“选举机构应当组织选民在选举日当天到选举会场、投票站或者流动票箱投票。”



二十六、将第五十条改为第四十六条，修改为：“投票选举结束后，应当在选举日将选区选票汇齐，由总监票人和各投票站的监票人共同监督，当众开箱计票，以选区为单位向选民公布选举结果。计票结果和选举结果应当由监票人签字存档。”



二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七条：“公民不得同时担任两个以上无隶属关系的行政区域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二十八、将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对于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50人以上联名，对于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原选区选民30人以上联名，可以向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



二十九、将第五十三条第三款修改为：“罢免代表采用无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罢免代表的决议，应当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



三十、将第五十四条修改为：“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应当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接受代表辞职的，应当向原选区公告。”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辞职，人民代表大会接受辞职，应当经人民代表大会过半数的代表通过；接受代表辞职的，应当向原选区公告。”



三十一、将第五十六条改为第五十三条，删去第一款中的 “主席团”；第二款修改为：“补选出缺的代表时，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或者等于应选代表的名额。补选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



三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六条：“主持选举的机构发现有破坏选举的行为或者收到对破坏选举行为的举报，应当及时依法调查处理；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及时移送有关机关予以处理。”



此外，将第八章的章名修改为“选举程序”；将第九章的章名修改为“对代表的监督和罢免、辞职、补选” ；对章的序号、条文顺序和个别文字作了相应调整、修改。



本决定自2011年2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

(1989年11月30日海南省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2月1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1年1月14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结合我省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选举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切实保障选民行使选举权利。



第三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按选区由选民直接选出。



第四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法》选举产生出席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五条 旅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港、澳、台同胞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期间在国内、境内的，可以参加原籍地或者出国、出境前居住地的选举。



第六条 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由国库开支。



第二章 选举工作机构



第七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在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下，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第八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由本辖区各政党组织、各人民团体和其他有关方面协商推选人员组成，设主任1人，副主任2至3人和委员若干人，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1至2人和委员若干人，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民族自治地方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各民族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名额。



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为代表候选人的，应当辞去选举委员会的职务。



选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理选举工作的日常事务。



选区设选举工作组，具体负责本选区的选举工作，设组长1人，副组长1人，成员若干人，由选举委员会决定。



第九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选举委员会的职责：



（一）宣传贯彻《选举法》、本实施细则和有关选举的规定；



（二）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三）制定选举工作计划，确定选举日期，培训选举工作人员；



（四）划分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



（五）指导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公布选民名单；



（六）受理对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并作出决定；受理对选举中违法行为的控告和检举；



（七）组织推荐代表候选人，汇总公布选民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向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并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八）印制选民登记表、选民证、代表当选证、选票和其他表册，编制选举经费预算，负责选举经费的管理和使用；



（九）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登记和公布当选代表名单；



（十）颁发代表当选证书；



（十一）向上级作选举工作报告，填写选举工作情况报表；选举工作结束后，将有关选举文件、表册、印章分别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存档。



（十二）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



选举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选举信息。



第十条 各级选举委员会和选举工作办公室的印章，县级的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发，乡、民族乡、镇的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发。



选举工作结束后，选举工作机构自行撤销。



第三章 各少数民族的选举



第十一条 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每一聚居村都应当有1名以上的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人口特少的可以两三个村合并选1名少数民族代表。



散居的少数民族应选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十二条 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30%以上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不足境内总人口数15%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不得少于1/2；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口特少的自治县，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少于1/2。人口特少的其他聚居民族，至少应有代表1人。



第十三条 有少数民族聚居的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按照当地的民族关系和居住状况，各少数民族可以单独选举，也可以联合选举。



其他选举事项，按本实施细则有关条款办理。



第四章 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 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代表名额基数为120名，每5000人可以增加1名代表；人口超过165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450名；人口不足5万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120名。



（二） 乡、民族乡、镇的代表名额基数为40名，每1500人可以增加1名代表；但是，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160名；人口不足2000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40名。



按照前款规定的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基数与按人口数增加的代表数相加即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



聚居的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县、自治县、乡、民族乡，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5％。



本行政区域内总人口数按常住户人口数计算。



第十五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细则确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具体名额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细则确定，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六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如果由于行政区划变动或者由于重大工程建设等原因造成人口较大变动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依照本细则的规定重新确定。



第十七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各选区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至少应有代表1人。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分配办法，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第十八条 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选的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当地驻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协商确定。



第十九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归侨、侨眷人数较多的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侨眷代表。



第二十条 设在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属于上级管辖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应选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驻在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选举委员会与这些单位协商确定。



设在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内的国营农（林）场，应选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驻在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选举委员会同国营农（林）场协商确定。



第二十一条 设在乡、民族乡、镇的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可以只参加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参加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设在市区、县城内的乡、民族乡、镇的机关和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回其乡、镇参加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五章 选区的划分



第二十二条 选区划分应当便于选民参加选举活动和了解代表候选人，便于代表联系选民和选民对代表的监督、罢免、补选。选区大小的划分以选出1至3名代表为原则。



本行政区域内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



第二十三条 直接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农村一般以村民委员会为单位划选区，城镇一般以居民委员会为单位划选区，选民不足以划为一个选区的，也可以与邻近单位合并划为一个选区；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单独或者联合划分选区。



第二十四条 乡、民族乡、镇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可以参照第二十三条规定划分选区。



第二十五条 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根据《选举法》第二十一条，各少数民族单独选举时，单独划分选区；联合选举时，联合划分选区。



第六章 选民登记



第二十六条 选民登记采取一次登记选民资格长期有效的办法，每次选举前只对上次选举以后新满18周岁的，恢复政治权利的选民予以登记；对迁入本选区的选民列入选民名单；对迁出本选区的、死亡和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从选民名单中除名。



第二十七条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选民年满18周岁的年龄计算，以当地选举日为截止日。



第二十八条 每一选民只能在一个选区进行选民登记。选民登记按下列办法进行：



（一）城镇的居民和农村的村民，在户口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二）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在校学生，在单位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三）中央、省、设区的市所属单位的职工，其领导机构与分支机构跨越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在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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