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
（1995年2月25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根据2006年7月28日青海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本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行使代表职权，履行代表义务，发挥代表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以下简称代表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本省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代表依照代表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和闭会期间的活动，都是执行代表职务。

国家和社会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保障。

第三条 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法律、法规，保守国家秘密，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

代表应当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和闭会期间的活动，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接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

第二章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

第四条 代表应当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依法行使代表的职权。代表接到召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通知后，应当做好出席会议的准备，按时报到。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时，必须在会议召开前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请假，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批准；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时，必须在会议召开前向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请假，由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批准。

第五条 代表应当按照大会会议日程安排，参加大会全体会议、代表团全体会议、小组会议，认真听取和审议大会的各项报告和议案。

代表因故不能参加上述会议时，应当向代表团团长请假，由代表团报大会秘书处备案。

第六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人以上联名，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议案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出议案的代表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时，代表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联名提出的候选人同主席团提出的候选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应当一并交大会酝酿、讨论，根据较多数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

第八条 代表在审议议案和报告时，可以向本级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询问。大会秘书处应当通知有关机关负责人，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回答询问。

第九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有权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有权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的质询案。

质询案应当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由主席团决定答复方式，并交受质询的机关答复。提质询案的代表有权参加答复质询的会议，发表意见。提出质询的代表半数以上对答复不满意的，经主席团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第十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十分之一以上代表书面联名，可以提出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五分之一以上代表书面联名，可以提出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和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的罢免案。

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对象、罢免理由并提供有关材料。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十分之一以上代表书面联名，可以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决定。

第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有关机关、组织应当认真研究办理，并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将办理结果和情况书面答复代表。对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结果和情况，有关机关和组织在书面答复代表的同时，还应当报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应当通过必要形式对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进行检查。对办理不当、代表不满意的，责成承办单位重新办理。承办单位应当在一个月内将重新办理的情况向代表和交办机关作出答复或者说明。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印发关于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第三章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受委托组织本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代表应当积极参加闭会期间有组织的代表活动，因故不能参加时，应当请假。

代表是常务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应当按时出席常务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会议，因故不能出席时，应当向发出会议通知的机关请假。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本级或者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的协助下，按照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组成代表小组。代表小组可以由一级代表组成，也可以几级代表联合组成。代表小组应当推选一至二名代表为召集人，负责组织代表开展活动。代表小组活动的次数，由各地视工作需要决定，但每年至少不得少于两次。

第十六条 代表小组活动的主要内容：

（一）学习宣传宪法、法律和法规，贯彻本级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

（二）采取多种形式联系人民群众，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推行工作；

（三）交流代表活动和联系群众的经验；

（四）参加本级或者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安排的其他活动。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统一安排，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必要时可以提出约见本级或者下级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由组织视察活动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负责联系。

代表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根据代表的要求，联系安排本级或者上级代表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

代表视察时，可以向被视察单位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地方国家机关或者有关单位，应当如实向代表汇报工作，对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必须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

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五分之一以上代表提议，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决定，可以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十九条 省、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并可以应邀列席本级或者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

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二十条 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汇报自己执行代表职务的情况。

代表不在原选区居住或者不在原选举单位所在地工作的，每年应当回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参加一次代表活动。

第二十一条 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有关机关、组织必须认真研究办理，并在三个月内答复代表。

第四章 代表执行职务的保障

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二十三条 本省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都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支持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

凡有义务协助代表执行代表职务而拒绝履行义务，阻碍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或者对代表依法执行职务进行打击报复的，由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由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交有关单位处理，有关单位应当依据代表法的规定处理，并向交办机关作书面答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对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实行逮捕、刑事审判或者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必须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许可。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应当在接到执行机关的报告之日起三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书面答复。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报告。在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闭会期间，可以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处理，并向下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执行机关应当立即报告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机关也应当报告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并印发人民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

对同时担任县级以上两级或者两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实行逮捕、刑事审判或者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执行机关应当同时书面报告该两级或者两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许可。

第二十五条 代表执行代表职务，其所在单位必须给予时间保障，按正常出勤对待，享受所在单位的工资和其他待遇。

无固定工资收入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由本级财政给予补贴。

第二十六条 代表活动经费，每年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代表活动的实际需要制定计划，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乡级财政有困难的，由县级财政拨付，专项使用。

代表活动经费包括：代表视察经费、代表小组活动经费、代表培训经费、学习资料和其他必要费用。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通过走访代表、召开座谈会、建立接待代表制度、受理代表来信来访等方式，加强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联系。

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通过邀请有关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专题视察、专题调查和专题座谈会等方式同代表保持联系。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设立专门机构或者确定专职人员为代表执行职务提供服务。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有关情况，印送有关资料，为代表执行职务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二十九条 少数民族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时，有关部门应当在语言文字、生活习惯等方面给予必要的帮助和照顾。

第三十条 本省境内的民航、铁路、交通、邮电等部门，应当为代表执行职务提供便利条件。

第五章 停止执行代表职务和代表资格终止

第三十一条 代表因涉嫌犯罪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代表被依法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正在服刑的，暂时停止执行代表职务。

前款所列情形在代表任期内消失后，恢复执行代表职务。

代表暂时停止执行代表职务或者在任期内恢复其执行代表职务的，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代表本人、原选举单位或者原选区。

第三十二条 代表迁出或者调离本行政区域内的；代表辞职被接受的；代表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代表被罢免的；代表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代表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其代表资格终止。

代表迁出或者调离本行政区域，原选举单位或者原选区应当书面报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十三条 代表资格的终止、代表辞职和罢免代表的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我国应在产品责任法律中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马东晓
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

〔摘要〕 迄今为止，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已经存在二百余年，且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该制度在美国的产品责任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对美国的产品责任法甚至侵权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制度的起源、发展、性质特点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现状进行详细介绍，分析该制度存在的利弊，以期阐明在我国产品责任领域中建立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必要性。

关键词： 产品责任，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惩罚性损害赔偿金（punitive damages）制度从其在英国产生至今已经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其在美国的勃兴也已经有近半个世纪，但即便如此，今天在世界各地乃至在上述两个惩罚性赔偿制度有悠久传统的国家，对这一制度合理性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停息过。本文希望通过对英美法中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介绍，并结合对我国产品责任侵权纠纷现状的分析，进而阐明在我国产品责任领域中建立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起源和发展
损害赔偿作为惩罚措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古巴比伦时期的《汉谟拉比法典》。罗马法中的《十二铜表法》也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内容。但主流观点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案件最早出现在1763的英国，即Huckle v. Money 案。该案中，原告是一名报社的工人，因政府对报社进行搜查而被非法拘禁，于是原告对政府官员提起诉讼。审理本案的法官认为陪审团有权决定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并最终对被告作出了300英镑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判决。
17到18世纪，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诽谤、诱奸、恶意攻击、诬告、不法侵入、非法拘禁等使人遭受名誉损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到19世纪，该制度已经成为美国法律制度的一部分，但直到5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才在Day v. Woodworth案中明确指出：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是普通法上已经明确确立的一项原则，在侵扰之诉以及其他之诉中，陪审团可以根据被告行为的恶劣程度而不是根据原告所实际遭受的损失来对被告施加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在许多民事诉讼中，被告的错误行为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损害赔偿金的确定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况，包括被告道德的败坏程度以及被告行为的恶劣程度来确定。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惩罚被告的恶劣行为，可以对被告施加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大型企业以及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消费者在商品交易中的地位明显处于弱势，另一方面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部分不法厂商为追逐利润而制造和销售不合格甚至不安全的商品。为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美国将惩罚性赔偿逐渐大量适用于产品责任案件中，同时赔偿的数额也在不断提高。到70年代，在侵权法领域以及合同法领域均出现了大量的、巨额的惩罚性损害赔偿案件，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在这段时期内呈现出勃兴状态。至今，美国除了路易斯安那、马萨诸塞、内布拉斯加和华盛顿四个州外，各州均已采纳了这一制度，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已经成为了美国法中一项非常牢固的制度。
在英美法中，还有一种与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相类似的制度需要注意，这就是加重的损害赔偿金（aggravated damages）制度。所谓加重的损害赔偿金是指行为人的某种加害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精神伤害时，根据被害人的请求，法院作出的物质损害赔偿之外的旨在补偿受害人精神损害的那部分赔偿。 在许多加重的损害赔偿金案件中，由于精神损害无法准确地计算，法院往往作出高额的加重损害赔偿金，而此类案件常常又被施以惩罚性赔偿，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些天价的赔偿案件往往是既有加重的损害赔偿金又有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
二、性质和特点
在英美法上，对侵权行为的救济方法通常包括损害赔偿（damage）、禁令（injunction）和自力救济（self－help）。其中损害赔偿毫无疑问是最主要的救济渠道，其目的在于补偿损失，但此外还有一些非补偿性损害赔偿。如象征性的损害赔偿金、蔑视的损害赔偿金和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
在大陆法上，关于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是填平原则。“简言之，损害赔偿，旨在于保护个人之身体、财产等权利法益之不受侵害，万一损害不幸发生，行为人不问其行为故意、过失，负有填补该损害之责任”。“损害赔偿之最高指导原则在于赔偿被害人所受之损害，俾于赔偿之结果，有如损害事故未曾发生者然。”
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目的不是为了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而是为了惩罚恶意侵犯他人权益的被告，但惩罚性损害赔偿又需以补偿性损害赔偿的存在为前提。在美国，受害人原则上不能单独请求惩罚性损害赔偿金，而且，法院在判决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时，常常会考虑其数额与补偿性损害赔偿金的比例关系，即比例原则（the ratio rule）。
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施加给被告的，原告通常要在起诉中提出请求，陪审团根据事实判断被告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恶意或者疏忽大意地置他人权利于不顾，客观上是否具有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的必要，并结合被告的财产状况、获利情况以及对原告所造成伤害的程度等因素而作出惩罚性损害赔偿金裁定。由此可见，在美国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时，法院非常看重被告的主观状态，当被告的过失非常过分，为社会大众所不容的时候，为惩罚被告、防止相同或相似的事件继续发生，法院有时会判予原告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所以，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常常被使用在产品责任中。如果一个制造商明明知道自己的设计或制造过程有问题，却仍然制造出来并在市场上销售，那么，即使消费者并没有受到很大程度的伤害，法院也可能要求被告付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美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虽然不以实际损失为限，但通常会在法定限额以内，实际上，许多州对该数额均有不同方式的限制。如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佛罗里达州、印第安纳州、新泽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等均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不得超过补偿性损害赔偿金额的1-3倍；而弗吉尼亚州、得克萨斯州等则对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的最高额作出规定。
近年来的趋势表明，为防止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被滥用，一方面立法对原告证据的证明标准提高了要求，如美国国会通过的《产品责任法》以及《惩罚性赔偿示范法》中规定采用“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clear and convincing）证明标准。另一方面，法官往往在陪审团合议时进行释明，甚至在陪审团作出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数额的裁定后，也会把过高的赔偿金数额再降下来。
三、争论和评述
即使在英美法中，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也是最有争议的领域之一。反对的理由主要有：
（1）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目的是惩罚而非赔偿，起不到对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救济效果；相反却可能鼓励受害人滥用诉讼，甚至骗取高额赔偿金。
（2）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加重了企业的负担，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尤其在产品责任领域，会使生产商不敢开发新产品，影响行业的发展。
（3）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会导致原告获得一笔横财，而被告拿出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本应当交给国家或者社会公共机构。
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固然有上述诸多弊端，但这些弊端与惩罚性赔偿制度所体现出的巨大价值相比，并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不能因为前者的存在而全盘否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也不能因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现在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否定其在产品责任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自惩罚性赔偿制度被引入产品责任法律体系以来，其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较之大陆法系国家所固守的补偿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是英美法系所独有的制度，在大陆法系中，对故意、恶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严重损害甚至危及公共利益的行为，往往采取行政处罚或者刑罚的方式予以解决。大陆法系的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损害赔偿的基本原理在于填平赔偿权利人所受的损害，具体方式就是采取以回复原状为原则，以金钱赔偿为例外的赔偿途径，称之为“赔偿全部损害”制度。而惩罚和预防乃公权力行使的职能，非民法讨论范畴。
赔偿全部损害，其理想甚佳。因为惟有赔偿全部损害，损害赔偿之目的才易达到。然则，赔偿全部损害之制度，不易实行，因为一损害可能牵连引发其他无数之损害，有如上述，其结果，则赔偿数额或将过巨。故如严格执行赔偿全部损害之原则，则人将惶惶而不敢有所为，盖恐一不小心，过失造成损害事故，而走向破产。因之，即使德国法、法国法采取赔偿全部损害之制度，其所谓全部损害，实并非损害之全部，而只是其一部而已。
所以，以大陆法系的填平原则，本质上不能对受害人予以充分救济，也无法真正赔偿受害人之全部损失。但大陆法系在职权主义思想之下，更多的是通过行政权力发挥社会管理和制度矫正的功能，来制止此类现象的大量发生。就产品责任领域，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通过产品质量管理法、产品安全管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以行政管理来规范生产商和销售商的行为，以行政处罚来惩罚和制止生产商和销售商的不法行为，其立法者也是依据所谓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强调产品质量问题关系社会民众基本生活，应以公权力积极介入，否则不能保障国计民生。
这样一来，虽然对不法行为进行了惩罚，但私法上的补偿并不充分，似有损私肥公之嫌，且消费者因为得不到全部补偿，基于诉讼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往往放弃对侵权人提起诉讼的权利。这样非常不利于消费者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建立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而且，国家设立庞大的行政机关，配置相当行政资源，耗费大量财力，耗费纳税人金钱。且到具体管理环节，还有执法的效率和公正问题以及随后可能发生的行政诉讼问题。另外，与补偿性赔偿制度相比，惩罚性赔偿制度不仅有利于充分补救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消费者有动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在产品责任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比以公权力介入民事赔偿领域的行政管理模式更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惩罚性赔偿有助于平衡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力量
众所周知，消费者和生产者、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与后两者相比，消费者总是处于一种被动和受制约的弱势地位。因此我们就需要特别设置一些制度来制约生产者和经营者，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对在主观上存在恶意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课以一定的惩罚性赔偿，不但是对受损害的消费者的一种安抚，而且也是遏制生产者和经营者肆无忌惮地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不法行为的有效措施。虽然有些人难免会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有违反公平原则之嫌，但笔者认为，公平原则不能单单仅表现在数额上的平等，实际上数额上适当‘过正’恰恰是为了实质上的公平 。
四、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一） 我国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次明确了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该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再次肯定了上述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该法第113条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003年4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从司法解释上确立了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
与英美法中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有所区别，目前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仅适用于违约行为而不适用于侵权行为，也即只适用于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买买或者服务合同关系，确认价款或者服务费用后，如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则增加赔偿价款或者服务费用的一倍。这使得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恰恰在产品责任这一消费者最需要的领域中几乎毫无作为。
（二）我国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具体而言，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在实践中的问题主要有：
首先，仅规定适用于合同关系中的欺诈行为不妥，限制了诸多故意侵害他人身体、健康和财产的行为，尤其是将包括产品责任在内的侵权行为排除在外，使该制度的效果大打折扣。
其次，仅规定增加赔偿价款或者服务费用的倍数不合理。如果买卖的商品价值很低，这种双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几乎没有惩罚的作用，而如果买卖的商品价值很大，仅仅因为存在轻微的欺诈行为就双倍进行惩罚似乎又不公平。例如在高档汽车买卖中，销售商对汽车的夸大宣传行为可否使得消费者获得增加赔偿一辆豪车？
再次，没有强调侵权人的主观状态，对故意、恶意、重大疏忽和普通过失未加区分，也未考虑是否无视他人安全以及引起伤害的严重程度。由此引发“知假买假”大量出现，使得消费者和公众对该制度产生误读。
五、我国应在产品责任领域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从英美法上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发展过程看，其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勃兴恰恰是因为美国在产品责任领域中对其的广泛应用。而众所周知，美国也是当今世界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最为完善和发达的国家，这里面不能不说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功不可没，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在推动产品质量进步方面均是不遗余力，从“质量万里行”到年年的“3.15”活动，声势浩大，深入人心，但产品质量问题却未见根本好转。尤其是近些年，以“三菱帕杰罗汽车”和“东芝笔记本”为代表的一系列进口商品侵害中国消费者的事件频频发生，凸显出我国产品质量立法的滞后以及在立法中引入惩罚性赔偿金这一在英美产品责任领域早已发挥巨大作用的制度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落后，产品匮乏，为了发展经济，国家在立法以及执法（包括行政执法）上采取了鼓励和保护生产者和经营者利益的措施，这无形中忽视了对消费者的保护，使得一些企业越来越不重视产品质量，有恃无恐的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追求税收而纵容保护质量低下的企业，这又使得消费者更加难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能无奈地接受假冒伪劣产品或者在高昂的维权成本前却步。如此，国家一方面高调宣传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立法和执法层面却缺乏鼓励消费者维权，惩罚不法厂商的长效机制和积极措施。
其次，大陆法系以填平原则下的回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作为损害赔偿的唯一途径，这种途径并不能使受害人充分地获得法律规定的全部赔偿。以产品责任案件为例，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所受损害和所失利益两部分。其中，一方面所受损害中的生命、健康损害，精神、情感损害实际上根本无法回复，而代之以金钱赔偿又难以考虑物价上涨，情感折算等等因素；另一方面所失利益中，能力的丧失、机会的剥夺以及预期利益的落空等等，也根本无法充分地用金钱来赔偿。更何况损害发生以后，受害人还有维权的成本和花费。在我国现行民法对于受害人的律师费都不能判令侵害人支付的情况下，所谓全部赔偿更是一句空话。
另外，大陆法系以公权力介入社会、管理社会的做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除受害人取证、起诉的讼累，但在我国现阶段，一方面行政执法机关不可能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违法信息都能明察秋毫；另一方面在巨大的市场面前受害人投诉的案件往往尚不足以构成社会普遍性的侵害，因此，执法机关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捕捉那些尚未形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产品责任侵权案件。更何况，我国目前的产品质量管理法律框架下各执法机关还存在着执法冲突，职责不清等问题。而要求执法机关监管产品责任案件，查处产品责任侵权行为必然引发各行政机关增加人员编制，强化执法权限的要求，进而导致行政资源大量被占用，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
第四，在我国产品质量监管领域中已经建立起召回制度的情况下，引入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还有利于企业自觉执行产品召回制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已于2004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据权威机构调查显示，企业迟迟不愿召回缺陷汽车产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对损害赔偿额的规定过低，对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赔偿数额远远低于召回缺陷产品的费用，这使得《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如果在汽车产品责任案件中引入惩罚性赔偿金，可以想见，企业会更加积极地采取主动召回的方式以避免遭受惩罚，这样也就实现了使企业主动在生产和销售中关注消费者的利益保护。